子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孔孟儒学的影响下，天下大同，一直是中国人最高的社会理想。无论是治国平天下的豪迈，还是达则兼济天下的壮志，都是社会理想闪耀的光芒。在危急关头，救亡图存、精兵强国凸显为主题。在和平年代，发展经济，惠及一方百姓；开拓产业，实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创立品牌，走向世界；提升品质，切实改善民众生活质量等都是典型。

　　企业家的社会理想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的实业报国，这股精神的薪继火传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人，对于他们来说，向往成为企业家，除了赚钱这个原始目的外，影响国家、影响世人更是孜孜追求的目标。但是，处于初始阶段的市场经济，毕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制假卖假、以次充好、欺行霸市、黑砖窑类的新闻层出不穷，有些企业家未能清楚地知悉财富带给个人的兴奋极点的位置，挣了大钱后空虚烦闷。在物欲横流的现实面前，有理想俨然成了假大空的代表性词语，但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中流砥柱式的人站出来，守护秩序和道义。

　　企业家直面社会理想

　　U2 乐队主唱波诺对比尔。盖茨说：“我的乐队没空缺了。”斯皮尔伯格则说：“比尔，（表演）天赋有钱也买不到啊！”希拉里：“比尔，我认为你不适合从政。”……万般无奈。从微软即将退休的威廉。亨利。盖茨不得不面对转型为乐队成员、电影演员或者是脱口秀主持人或者副总统（如果希拉里能成功当选的话）均遭“婉拒”的尴尬场面。这是比尔在2008年度消费电子展（CES）上展示的“小视频”。比尔。盖茨除了他的盖茨-美琳达基金会，好像没有其他去处了。基金会属非营利性质，旨在促进全球卫生和教育领域的平等。

　　阿拉善SEE协会的首任会长刘晓光在2004年来到阿拉善。那是一片茫茫沙海。刘晓光被深深震撼，“在夜色中跪问苍天。之后一个大胆的想法就出现在脑海里：治沙。”

　　事实上，如果刘晓光们仅仅是从自己的财富里“挤”那么一点点钱，撒向阿拉善，那么这无疑会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洪流中的一支而已。

　　“治沙，既要治自然的沙，更要治心灵的沙。”这个协会的一位成员，东亚包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利川说。这种认知的结局是“内生式社区发展项目模式”的诞生。所谓“以当地人为主体，将社区内的组织资源、物质资源、文化资源全部动用起来，用村民自治的方式，唤醒当地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而协会对有助于环境保护的相关项目也会予以资金支持”。

　　这是中国企业家阶层参与社会事务的一个标签。企业社会责任的主演是企业，而企业家直面社会事务的时候是坐拥千金的企业家群体。巨额财富所带来的兴奋感边际递减的速度非常之快，被广泛传播的一句箴言是：“当你有了1亿美元的时候，你就明白钱不过是一种符号，简直毫无意义。”

　　企业家们，在履行了财富创造的使命之后，开始拓展新的空间，以期待更多地自我实现。这些行为的驱动来自哪里？他们是否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谨小慎微地选择与企业并无直接利益攸关的社会事务？他们究竟应该以何种姿态参与到这些事务中去？

　　社会理想辨识在社会学家那里，你听不到一个相同的关于社会的界定，就像你不可能从管理学家或者经济学家或者政治学者那里听到关于管理、经济或者政治的同一的界定一样。不过，我们可以笼统地说，社会是人们根据其谋生的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或者“一般是指由自我繁殖的个体构建而成的群体，占据一定的空间，具有其独特的文化和风俗习惯”。

　　美国社会学家伦斯基（Gerhard Lenski）根据科技、信息交流和经济几个方面把社会分类为：①捕猎社会；②低级农业社会；③高级农业社会；④工业社会。捕猎和采集为主的部落定居下来成为农耕村镇，而村镇又会逐渐发展为城市，城市最终成为城邦，或者国家。这种分类与人类学家Morton H. Fried 和综合理论家Elman Service的早期分类相似。而后者又根据社会不平等的变革和国家制度的地位，创建了人类文明通用的社会分类系统。这个分类系统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捕猎采集者的组合，通常人人平等。

　　●  部落或种族形式，有一定地位权力的高低分别。

　　●  有首领的分级形式。

　　●  文明社会，拥有不同级别的政府机关和制度，复杂的组织和级别。

　　●  人性社会，建立在人类本身之上的社会，包括信仰。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按照泛社会理解方式，那么社会这个概念的外延是极其丰富的。它可能包含以下诸多的要素：①人们如何谋生并为此付出何种代价（生活方式+生产方式）；②人借助于同类的方式以及付出的代价—究竟是剥夺还是交换（涉及社会地位、平等程度、公平）？③对于弱势群落的关心机制；④人们如何思考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来龙去脉，等等。必须强调的是，社会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使得人们在社会中比独来独往获得更多的帮助和愉悦感。

　　幸运的是，我们不必这么大费周章地来定义“理想”—它的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包含着对由历史演化而来的现在的不满以及足以消除这种不满的可能方案—这个方案是结果性的而不是过程性的。必须强调的是，由于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的分化，各个阶级和阶层对于不满的程度分配是不均衡的。有的不满可能来自于同类，而有的不满来自于异类。比如说，我们可能都期待回返到那个有华南虎的年代，这就是为什么整个社会都对陕西农民周正龙以及陕西林业厅的行为极其关注的一个原因—尽管可能包含了对欺骗和作假的不满。

　　事实上，也正是这种分化，才使得社会理想的话题更加迷人。也许有的领袖认为要建成一种理想的社会，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来改变一个社会范畴内的人的性格：包括他们的欲求、信仰、关于生与死的隐喻等等。宗教就是一个范例。不过有的时候，人们拥有共同的社会理想，但是在如何实现之的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主流经济学家可能认为建立一个趋向于完全竞争的社会是实现平等和帕累托效应（即除非损人，否则不能利己）的根本之道，而且他们借重数学的逻辑，证明了这一点的可行性。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眼里，也许选择一个卓越的领袖（比如青天或者明主）才具有釜底抽薪的功效。

　　不过，我们相信，社会理想绝对不是精英群体的专利—精英中也大量存在那种全然的个人主义者（尽管个人主义本身也是一种社会理想）。我们强调过，社会理想是一种对生活和生产、人际关系以及思维方式等的不满所衍生出来的替代方案。只要你对社会有不满以及替代，你就是一个有社会理想的人。我们才不管你到底是个韬光养晦的干部还是摩拳擦掌的愤怒青年，是个愤懑不已的失业者还是个耀武扬威的经理，是个吊儿郎当的花花公子还是一个中规中矩的白面书生，是个仗义执言的侠客还是在门槛上晒着“无新事”之上的太阳的犬儒主义者，是个头包黄巾、眉着赤色的绿林好汉，还是无所事事的阿Q……这些都不重要和关键。关键的问题是，首先，你对社会的不满所构架的替代方案到底是一步到位、一蹴而就的空想还是循序渐进、稳扎稳打的理想？其次，你的社会理想构架能获得其他成员的多少认同，他们是否愿意为变革做出积极的回应？再次，反对者准备如何跟你较劲？

　　不过，我们要格外关注的是，社会的精英群体（不是权势群体）的社会理想所蕴含的意义。社会精英，可能在智力、取舍的智慧与魄力、知识的积累与力透纸背的感染力、穿透力等方面超出常人一大截。他们的社会理想具有更大的广泛性和更小的个人色彩—比如下岗工人对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满可能仅仅来自于本身所遭遇的不幸以及不幸未能得到及时的救助，但是一个政治家领袖或者一个大师，关注社会保障体系就可能出于一个普世的心态和博爱的情怀。显而易见，前者紧迫，后者魅惑。

　　那么企业家，作为“创造性破坏”精神的中枢皈依的、在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就业、甚至社会经济发展中功勋卓著的群体，他们的社会理想呢？

　　企业家的社会理想：动机首先，请允许我们摒弃那种道德至上的论调。这种论调无非是说企业家们存在着“原罪”（original sin）—或者认为人之行为，每一根汗毛都透着道德的滋味，无论是目的还是手段都必须首先接受道德的检验。因此，他们相信企业家之所以关注社会现状的改观仅仅是出于“赎罪”。因为，他们创造大量财富的过程，充斥着掠夺、寻租、欺骗、剥削、背信弃义甚至犯罪行为。尽管企业家的社会理想存在着这种动机，甚至它还有很大的“市场”，但是，我们坚信，要详细剖析这个问题，绝不是那些泛道德论者对“世风日下”的愤懑那么简单—它必需汇聚更多的声音，包含了企图分羹而不得的嫉妒、道德家的痛心疾首、体制本身的虚构性、权力扁平化过程的必然性、精英分子遭遇压抑等诸多因素。正如张维迎所说：“我自己想强调的一点，就是从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来讲，是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中国。我一直认为，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做的事不一样。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它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使得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去创业；而在落后国家，往往是最优秀的人去做官。”

　　有一种颇具有影响力的看法是，社会理想是功利主义的。即，企业家所做的一切要么为了树立企业的形象，要么是为自己贴金。正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或者“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企业家的社会理想中包含自利的成分—即使它占据了关键的地位也无关紧要。优秀的企业家，即使仅仅专注于利润这个在马克思眼里有些龌龊不堪的目标，也会极大地影响利益相关者网络的社会关系结构。况且，企业家已经开始专注于一个目标集。企业家作为社会成员，如果其自利是在追求精神层面上的自我“救赎”，在茫茫历史和浩渺宇宙的世界观基石之上，寻求自我实现这根人生价值的稻草，那么这种自利应该得到拍手称赞而不是冷嘲热讽。柳传志在接受采访时曾感喟：“中国拥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家，但是大多只顾挣钱，斗争。”

　　当然，企业家的主要职责是创造价值，表现形式正是赚钱。肯定这一点，就是毫不客气地回应某种可笑的论调。这种看法是，既然企业家有社会理想，就应收取更低的利益，不应该寻求在行业的垄断地位。比如，盖茨就应该完全公布微软的源代码，游戏提供商就应该承认私服的合法性，这才是真正对社会负责的表现。

　　那么，企业家通过非企业经营手段参与社会事务的动机究竟何在？

　　“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每个人都有社会理想，比如你和我，在走出校门之前，我们都会憧憬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迫切想知道它和我理想中的社会有什么区别。”旨在培养现代企业家的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董事长吴姝在接受《管理学家》采访时这样阐述社会理想的先天性。

　　子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孔孟儒学的影响下，天下大同，一直是中国人最高的社会理想。无论是治国平天下的豪迈，还是达则兼济天下的壮志，都是社会理想闪耀的光芒。在危急关头，救亡图存、精兵强国凸显为主题。在和平年代，发展经济，惠及一方百姓；开拓产业，实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创立品牌，走向世界；提升品质，切实改善民众生活质量等都是被积极提倡的典型。

　　三字经曰，人之初，性本善。孟子等圣贤相信人的天性具备善良的种子，并且致力于开发善良天性。通过什么来开发呢？通常的做法是教育，让人们意识到应该与人为善，仁者爱人。教育将伦理规范内化为人的认知，促使人们的自我约束，形成道德社会。

　　企业家的社会理想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的实业报国，这股精神的薪继火传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人，对于他们来说，向往成为企业家，除了赚钱这个原始目的外，影响国家、影响世人更是孜孜追求的目标。但是，处于初始阶段的市场经济，毕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制假卖假、以次充好、欺行霸市、黑砖窑类的新闻层出不穷，有些企业家未能清楚地知悉财富带给个人的兴奋极点的位置，挣了大钱后空虚烦闷。在物欲横流的现实面前，有理想俨然成了假大空的代表性词语，但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中流砥柱式的人站出来，守护秩序和道义。

　　企业家的社会理想和善良的天性一样，天然存在于人们的心里，但是，它经常会被现实所蒙蔽。吴姝表示，理想和现实肯定存在差距，否则就不会出现理想这个词，有些人一开始是非常有理想的，但是，当社会环境还不是那么光明时，理想主义的做法会栽跟头，就可能会放弃理想。对于企业家来说，每天都要面临各种具体的经营管理问题，怎么营销，怎么进行渠道建设，怎样管理员工，尤其是创业期和转型期的企业，背着业绩的沉重包袱，根本就没有精力来谈理想。即使在谈，也可能只是空谈。

　　企业家对社会理想的认知是有阶段的，境界也有高低之分。当企业家的精力还主要集中在企业的生死存亡时，他没有能力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行动，但是当财富集中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家就必然会思考如何更合理地使用财富，不可能全用于企业家的日常消费。企业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主体，和社会、时代紧密相关，企业不能脱离社会存在，不参与到社会生活中的企业没有价值，也做不久。对于企业家来说，社会理想不是抽象的、虚无缥缈的概念，也并非遥不可及，社会理想的外化形式就是承担社会责任。守法经营、兑现承诺都可以被看做是有理想和信念的表现。

　　吴姝认为媒体有探讨企业家的社会理想的必要。据她介绍，目前已经有一批有实力的企业家自觉地行动起来，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多次组织企业家参与公益事业。“这些人会在百忙之中放下手头的事情，开七八个小时的车到受捐的山区。当地的住宿和生活条件都很差，没有人会抱怨，他们自愿来做这个事情。”事实表明企业家是有社会理想的群体，也有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热情。媒体的宣传可以促进更多的企业修正自己的路线，我们期待有一天，大家都讲诚信，合法经商，以诚待人，乐于帮困，那样社会就真地和谐起来。

　　草莽时代的终结：社会理想与伟大的企业企业家的社会理想会不会成为企业做大做久的灯塔？

　　作为快公司的长期关注者，王涌的观察很有意思：“掌握和迸发自己激情的人的思维路径是：改变世界并赚点钱，结果改变了世界也赚了大钱，甚至创造了历史；而模仿别人激情的人的思维路径是：世界在变能赚大钱，结果可能也赚着了钱但也会过眼云烟。”他认为，YouTube，Google，myspace和Second Life等公司那些年轻人在创业时的故事，他们的激情，让他们开始时考虑的不是风险投资、不是商业模式，他们只是用自己的激情去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他们只是在想着他们所做的事也许或必定能改变世界。

　　如果回溯一下我国企业家的历史，他们一开始创办企业的冲动来自缺乏渠道宣泄自己的才华和激情。柳传志就是一个典型。1944年出生的柳传志看起来已经不可能成为一个卓越的科学家—成为科学家似乎也并不是他的个人的理想。他对政治的兴趣远远大于程序，虽然这是那个时代的人的“通病”。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能从《人民日报》刊登养猪的报道看出时代变革的契机。不过，这种纯粹只是为了寻找一种新的渠道以实现个人价值的草创年代已经不是那么显赫了。即便如此，第一代企业家们在创办企业的时候，也绝不单纯地只是期待获得个人的成就。多年的教育使得他们对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的认知是刻骨铭心，华为，“中华有为”。这也是更加成熟的政治观察家所愿意看到的，如果你憎恨那个国家，就建立一个优秀的企业超过那个国家的优秀企业，就像三星超越索尼一样。

　　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人们生活的去政治化—他们开始关注更加五彩纷呈的美好生活，而不是整天对政治高谈阔论，成熟社会的政治是专业人才领导的专业公共服务人员。政治前途不再是许多青年人惟一的梦想和不解的心结。社会多元化了，价值多元化了。精英分子必须抉择。毫无疑问，企业家们必须深入到社会中，才可能找到商机。

　　如果一个企业经营者只被坐拥千金的眩晕感、驾驶宝马的潇洒、成为企业家俱乐部会员时的成就感或者对敲响纳斯达克开市钟声深深陶醉、甚至对颐指气使偏好浓厚，他会成为优秀的企业家吗？也许，这种激励未尝不是一种“催化剂”—这种个人的自得和满足难道不能激发他更加详细地研究市场并设计更加适销对路的产品吗？一方面，我们应该避免把拥有社会理想的企业家看做是毫无个人理想的企业家，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被传为轶闻的“花絮”难道真是全部吗？

　　的确，强调社会理想与企业目标看似在无聊地强调了解社会需求、社会心理与企业战略之间的关系。这使得社会理想的功利主义观点是完全合理的。“让每人的桌上都有一台电脑”，“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行动的指南。没有这种气魄，没有这种宽阔的眼界，是难以让追随者们信服的；如果企业家只是个人理想的沉醉者，他们最终会在他们的属下面前“露出马脚”而从道德型领导者“堕落”为交易型领导者。交易型领导者是指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是一种资源的交换关系，追随不以信任、人格魅力等为基础，是不可靠、容易瓦解的。这不利于伟大企业的建立。稻盛和夫在创建DDI（后来为KDDI）之前，深思了半年。他问自己，是为了出风头或者因私心才做出这个决定的吗？他在肯定是为了使京都的人们能够享受更低廉的移动电话使用费时，才下决心“大干一场”。

　　彼得。德鲁克在《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中提出，工商管理是20世纪的成功事迹。在自己的领域，它取得了成效。它所提供的经济商品和服务，是1900年那一代人所无法想象的。而且，虽然存在着世界大战、经济衰退和专制，但它还是有效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工商管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我们现在有能力预言—也许还言之尚早（而且肯定也是过于轻率的）—我们将消灭世代以来人们命运中的极端贫困。今天的发达社会能够提供大量的高等教育，主要应该归功于工商管理方面的成就。工商企业既为支持这种昂贵的事业提供了经济手段，又提供了使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并取得报酬的各项工作。正是由于我们在绩效方面的进步，即工商管理方面的绩效，才使我们现在认识到：因阶级和出身的不同而对人们的机会和工作进行限制，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缺陷和社会瑕疵。而这种限制在过去是自然而然的，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宿命。在一个政治上日益分崩离析并纠缠于民族主义的世界中，企业是少数能够超越国界的机构之一。

　　跨国公司把来自许多国家的、具有不同语言、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管理者召集起来，并使他们在同一个公司以同一个目标为纽带联合起来。可以说，它是世界上在世界观、价值观和决策方面不奉行民族主义的极少数机构之一。

　　在一个转型社会，李丰华的做法让人感叹。尽管在1月8日的股东投票中，东方航空向新加坡航空以及淡马锡定向增发新股的议案被否决。但是，东方航空的董事长李丰华此前在接受吴晓波采访时表示，不会接受“搅局者”—国航有限的方案。理由一方面是，“我们过去生产解放牌，也生产东风车，难道这两个车加起来就是奔驰车，肯定不是”；另一方面，则是“我更多的是对东航负责，还有向国家的市场经济格局负责。这就是我追求的一个目标”。观察家的确认为国航“搅局”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回复到垄断结构中去。而来自金融时报的观察家相信，“东新恋”破局的最大输家是“中国将成为最大的输家。特别是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中国最不希望看到的，是一家行动迟缓的国有航空公司把持关键航空枢纽的局面”。

　　当下的中国，对创新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渴望是不遗余力的。在这种对中国制造的现状的不满和对创新型中国的未来图谱的期待中，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建立，同时，他们也获得了国家科技部以及地方政府的支持，中星微就是一个最为成功的例子。

　　通向社会理想之路人的行为受动机的影响，动机的强度决定行动的速度。社会理想虽然不容易捉摸，但在影响企业家的行为上并不逊色于商业梦想。搜狐和盛大是截然不同的网络公司，如果要对张朝阳和陈天桥进行对比分析，理想和信念是很难被完全抛到一边的考察尺度，当然，社会理想可能只是占比重很小的因素，但是在变化的社会中，其比重在未来是否扩大也是很难回答的问题。社会理想对企业家的影响会表现在六个方面。

　　积极地进入社会公共领域。大午集团创始人孙大午坦言他十分珍惜各种发言机会。1998年12月14日，孙大午去北京参加国家内贸局召开的“开拓农村市场干部研讨会”，会议在中南海的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召开。领导点名让基层的乡镇长先发言，孙大午递了条子，说明自己来自农村，了解农村情况，要求发言。这样，他得以在第四个发言。孙大午的发言集中在以下几点：①开发农村市场应让农民增收，增收的途径在于生产加工经营，而不能在增加产量上下功夫，不能再依靠国家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更不能依靠政府的投入支持。②实现农业产业化，必须依靠国家大的政策出台，打破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废除条块分割。③对农村多出政策，少出口号。

　　孙大午的发言和大午集团固然有内在的联系，但没有直接关系。像孙大午这样在公共领域建言献策的企业家不在少数，而且中国有鼓励机制—每年两会，企业家代表都会有很多提案发表。

　　捐资和公益投资。拥有大量的物质财富是企业家的特征，在贫富差距扩大后，财富急剧集中。名目繁多的财富榜上的天文数字不仅让公众眼晕，就是企业家本人也有高处不胜寒的烦恼。钱应该怎么花，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家会不由自主思考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平常人看来，财富是企业家经营的回馈，他有权用于奢侈的私生活，我们甚至很难理解比尔。盖茨捐出那么一大笔钱，少量的捐献也许有博取美誉度的嫌疑，但是捐出几乎所有的财富就不单是开支打造公众形象的成本那么简单。企业家捐钱是在社会理想影响下最可能做出的决策，因为他们实在太有实力来帮助别人了。

　　还有一些人会进行公益投资，比如开发荒山。相比捐助，公益投资更难，会花费企业家的心血。毕竟捐钱可能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但公益投资就要考虑回报，荒山的绿化可能是二十年长期工程，如何减少成本，实现效益最大化，如何体现社会价值，这些因素都要考虑。公益项目不会因为出发点的崇高就会容易实现，一些在商业项目上游刃有余的企业家甚至栽了跟头。

　　建立伟大的企业。畅销书《基业长青》列举了这样一些名言。惠普前任CEO说：我们的基本原则，从创办人构思出来后一直维持不变，我们把核心价值观和实务分得清清楚楚，核心价值观不改变，但是实务做法可以改变。我们也清楚地表明，利润虽然重要，却不是惠普存在地原因，公司是为了更基本的原因而存在。默克公司说：我们做的是挽救和改善生命的事业，所有的行动，都必须以能圆满实现这个目标为衡量标准。福特公司前任CEO说：把利润放在人和产品之后是福特公司造就的奇迹。

　　有迹象表明，很多企业家主动地往理想主义上靠拢，如果我们无视这一点，就无法解释他们的一些行为。1916年，亨利。福特说：“我认为我们的汽车不应该赚这么惊人的利润，合理的利润完全正确，但是不能太高，我主张最好用合理的小额利润，销售大量的汽车……因为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买得起，享受使用汽车的乐趣；还因为这样可以让更多的人就业，得到不错的工资。这是我一生的两个目标。”

　　1908年到1916年间，福特汽车的价格降低了58％。当时福特的订单超过产能，按照价格规律，本来可以提高价格，但是福特先生却不断降价，他的举动甚至遭到了一位股东的诉讼。同一期间，福特公司采用了工人日工资5美元的制度，是业界标准薪资的两倍，引发了产业界的争论。

　　作者指出，使命是公司除了赚钱之外存在的根本原因，高瞻远瞩的公司能够体会和达成这样的使命，他们会持续不断地追求其使命。但是，所有公司的使命都不是通过明白而正式的形式进行表达，它们是潜在的，你很难看到，但是的确存在。通常，我们称这些企业是理想主义者，如果选择人作为理想的主体，企业家是最好的答案。我们可以说，那些高瞻远瞩的公司或者说是伟大的公司，都有一些富有社会理想的企业家在主导。

　　社会企业家。商业评论吴晓波感叹，在过去的两年里，“社会责任”成为最热烈的话题，如果不被“异化”的话，它可能成为中国企业家向上成长的台阶之一。形而下的社会责任会被异化，我们无法不担心形而上的社会理想更可能被异化的命运。

　　现阶段到了讨论企业家的社会理想的阶段了吗？毕竟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过去三十年，企业家只不过是刚萌芽不久的群体。我们的讨论会不会起到揠苗助长的反作用？当接触到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院长杜绍基先生时，疑虑才有所打消。生长于香港的杜先生放弃了在美国发展顺利的物流事业，回到中国内地宣传社会企业家的理念。杜绍基先生对社会企业家的定义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通过企业模式运作，以有效管理和绩效考核带来盈利，并解决社会问题。社会企业家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商业运作是手段，比我们所提倡的企业家明晰并努力实现社会理想的观念更进一步。

　　社会企业家代表孟加拉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的“微贷”事业正在以成功的商业运作计划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贫穷。尤努斯的项目遍及100个国家，累计为400万穷人放贷53亿美元。他说：“我认为如果你用商业手法来处理这些事，它的规模可以如你设想般巨大。因为你所挣的钱足够支付你的所有成本。你不用依靠任何人。”2004年，尤努斯甚至向26000位乞丐放贷，每人9美元—这点钱可以让一个乞丐开始贩卖糖果等小生意，而不是沿街乞讨。2006年，尤努斯获颁诺贝尔和平奖。

　　社会企业家对社会有重大意义。美国作家戴维。伯恩斯坦在其著作《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一书提出：“商业企业家对经济而言意味着什么，那么社会企业家对社会变革而言就意味着什么。”

　　多次深入公益事业一线的杜绍基先生不无遗憾地表示，目前中国的社会企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如何找到可行的操作模式？困难很大。按照现行法律，社会企业和普通企业一样通过工商局登记，没有专门针对社会企业的法律和制度。中国没有对社会企业的优惠政策，如果社会企业挣了很多钱，企业家本人受不住诱惑改变初衷，也没有有效的制约手段。

　　“企业家大学”。这种形式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目前商学院教育的不满，商学院在培养具有兼具魄力和商业知识的企业经营人才上颇受非议。国内企业家牛根生、严介和以及郭凡生等均表示退休后会对“现身说法”地“手把手地”教育下一代企业家有浓厚兴趣。在国际上，稻盛和夫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稻盛和夫，技术人员出身，但是在四十年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铸造了两个世界500强企业—京瓷和KDDI（相当于中国联通）。在此间，他总结了大量具有案例支持的企业和企业领袖的成功法则，最为知名的就是他的“经营12法”。他期待把青年企业家能够传承这些知识和经验，期待后起之秀更新和发展他的经营思想和理念。

　　积极参与公共环境净化。“支持政府搞廉政，官员到此莫伸手”。云南红董事长武克钢因为这个挂在办公室在条幅而广受关注：理解、尊敬和不屑一顾混杂其间。此一叶体现的是他建设现代商业文明的梦想。许多企业家向武请教敢于与官员顶牛的经验。他说：“第一，你企业自己要坐得正，要照章纳税，不能授人以柄；第二，你要有腰杆，有底气，你就要敢跟他‘顶’。”武克钢有两句口头禅：一是“不要惯坏了公务员”；二是“贪官是我们喂出来的，受贿是我们行出来的”。他还说：“工商文明不是不要官了，而是让官来适应工商文明的基本原则—契约、平等、法治、自由、主权在民……我们这些企业家，必须去跟官僚阶层形成某种起码的、底线的共识，保护生产力，保护发展生产力的所有人，大家一起来发展最具生产力的工商文明。”武克钢只是一个例子。

　　游离不定的诱惑企业家=弃业家？

　　我们应该向比尔。盖茨学习吗？放弃自己已经坚持了大半辈子的主业，而专注于社会慈善事业？这取决于企业家的愿望和企业经营的有序程度。参与社会事务和践行社会理想是一种诱惑，这种诱惑也许和当年对财富的渴望相仿，也许和在高尔夫球场上的进步相近。担忧智慧的企业家会舍本逐末显然是杞人忧天。不过，我们还是想提醒：社会理想固然值得尊敬，但是在实现社会理想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洞若神明地看到社会理想的边界和诸多的雷区。

　　“在商言商”是企业界的一个共识。这个教训的源泉是1980年代有太多的企业家“在商言政”并因此而销声匿迹。冯仑在《野蛮生长》里写道：“政治情结、江湖大哥、民间智慧、合理的商业想象力，以及我们有限的体制空间，塑造了牟其中这样一个形象。现在没有此类人物了。”即使在新的时代，“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也要警惕社会理想的边界。

　　的确，我们也许应该为了市场经济格局、为了人们的福祉而苦苦争斗，甚至不惜触摸体制的电门，与“蛮横”的国老大们暗中较劲和博弈，我们极力地呼吁某些垄断行业降低民资的进入门槛。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如果太多是出于个体的利益驱动，我们就会显得底气不足，我们就会在强硬的阻碍面前退缩。

　　我们认为以下原则具有可持续发展企业家的社会理想：利基原则、建设而非博弈（对抗）原则、实验性、量力而行原则、非功利主义原则。如果说精英分子最大的不同就是“带着脚镣翩翩起舞”，那么他们的最大困难也正是“在夹缝里坚强地生存”。企业家与纯粹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力量，他们的依附性整体上低于前者—尽管我们期待知识分子表现出极端的独立性，这也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现实。但是，铜板有两面。这也正是其弱点所在。毋庸讳言，公共环境的净化是大势所趋，现代商业文明的建立也是必由之路。但是，我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前行。其中的利弊权衡，由企业家本身的远见、洞察力以及对社会进步速度的信念和信心甚至由自己的社会交际关系（guanxi）共同决定。商业、企业本身蕴含的“富有激情的建设性”，使得我们必须谨小慎微而不是想当然地、充满自我陶醉地践行我们的社会理想。

　　理想原生态之一撬动爱心

　　1994年，我的小学母校找到我，希望我捐建一个教室，我答应了，捐出了第一笔慈善款—14万。接着在温州捐助了6个大学生，2002年建立了浙江省第一个基金，帮助了200名大学生。起初的考虑很简单，就是希望为社会做一点事情，捐一笔钱或者从物质角度来贡献一点。

　　之所以在教育领域捐助较多，和我的个人经历有关。我读书一直非常好，但因为家庭贫困，初三的时候就被迫辍学了。当时如果能够得到资助，按照我最初的人生理想，我也许成为一位大学教授。

　　做慈善没有人强迫我，都是我自愿的，所以做慈善我很快乐很开心。每当看到学子们一封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有表感谢的，有谈在学校学习生活的，有谈个人理想的……我内心都会涌起一些感慨，觉得自己付出这份爱心值，我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在帮助自己收获快乐。

　　后来我就想人活着为了什么。每个人想法可能不一样，有的人是为了获得或者创造更大的物质财富，但对我来讲，返璞归真，觉得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觉得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对自己的意义可能更大。于是我就出资2000万元报批建立了王振滔慈善基金会，这是我国第一个以个人名义命名的非公募基金。奥康集团的赢利水平、财务状况等各个方面都比较好，随着基金的启动，后面的支持力量也会更大，未来5~10年会捐更多的钱支持公益事业。

　　基金会成立后，就有人说，真是没事找事干，是不是嫌钱多了？于是就有人开始找我的麻烦。在公司内部，员工和干部也不理解，觉得这边企业亟需资金去创造更大的利益、获取更多地利润，那边董事长又拿出很大的资金去做慈善事业，到底有什么动机？有些员工甚至认为干脆把钱分给大家当奖金更好。

　　困难都是暂时的，努力就可以克服。在企业内部，我一直注重宣传爱心帮助的理念。公司1998年成立了一个互助形式的爱心基金会，要求每个员工每个月自愿捐一块钱也好，十块钱也好，积累到一定数目，等某个员工有困难的时候，就可以施以援手。这个基金帮助了很多员工，每年都有近十位员工受助。我觉得通过这种互助方式，人们会自觉地形成帮助他人的习惯。

　　做慈善要不要报道？中国有句古话，人怕出名猪怕壮。许多人做慈善都是不留名的，怕被人议论。我主张现阶段多宣传好人好事，宣传这种模式，宣传这种爱心，而不是宣传个人。随着社会的发展，慈善事业或者公益事业的责任心越来越强，或者社会对这个认识越来越透明，大家都了解，捐的人就会更多。有的人做了好事不说话，这是一种形式。也有的人做了好事会说话，说话会帮助他更好地做好事。角度不一样，有人的性格不喜欢宣扬自己，但我们要宣扬做爱心、做事情的方法，这才是最重要的。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把地球撬起来。我想找到一个基点，把中国企业家和中国13亿人的爱心撬起来。找到一个好的模式，好的方法，撬动中国的爱心，把中国人兜里的零钱都用起来，大家的幸福感就都会加强。基金会在资助贫困大学生的运作上采用递增理念：受资助大学生要在工作后资助一名贫困学生，让基金变成“种子基金”，使资助大学生的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基金会的最终目的，是要传播一种爱心理念，通过爱心接力活动，让更多的社会大众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并积极参与到公益活动中来。

　　理想原生态之二为国家培养IT人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量的IT服务业务向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已经成为必然。有专家预测，到2010年，中国软件产业销售收入将超过13000亿元，未来几年中国软件产业的年增长率将不低于30%. 2007年总理的政府报告中指出我们有2500万的在校学生，这意味着我们平均一年要毕业500多万大学生。尽管有这么多的毕业生，我们还是发现企业不容易招到合适的人才。比如说在IT行业，集成电路的设计，可能就是一个可以融入到高端的、高附加价值的合作环境。但是现在中国有多少从事集成电路设计的工程师呢？毕业生本来就不多，有经验的更少。东软现在要找到一个又懂英文、又懂日文、又懂技术的人很难。

　　我国目前的主要人才供给依赖于学历教育，而现有的高等学历教育内容和培养方式与IT服务产业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有较大的距离。我们每年培养出大量的IT人才，但高校毕业生和企业之间却不能很好地对口，存在匹配方面的问题。许多企业需要有外语交流和专业能力的人才从事软件开发，集成电路设计、法律、财务咨询等业务流程外包服务与咨询等业务，而毕业生中的大部分都不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方面的需要，可以满足的数量与市场的需求之间的距离相当大。现在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在我国每年有500多万大学生毕业的同时，许多企业需要的人才要从50个或更多的大学毕业生中才能录用1个。

　　靠传统大学的迅速改变，我认为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需要多方面资本和社会力量，包括政府的力量，形成一个强大的再就业或者继续学习体系。比如澳大利亚有个机构，澳大利亚从业的人员里面有三分之一都曾经经过这个机构的培训。这个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通过民办培训机构培养人才已是被很多现代服务业发达的国家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以软件产业高速发展的印度为例，印度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创办民间培训机构，使印度民间培训机构迅速兴起，培训能力在过去五年间已经增长近3倍，其中专业技术人员50多万人，早已超过国立高等院校的培养能力，并出现了像NIIT、Aptech这样的国际著名的培训机构。此外，美国的社区大学、跨国公司的培训体系也都是此类做法的典范。

　　和学历教育相比，民办培训机构对市场的敏感度更高、更灵活，可以更敏锐地适应产业人才市场的需要，更能积极与企业进行互动，培养适应产业市场需要的人才。此外，民办培训机构还可以与学历教育体系形成良好的互补，使毕业后还不能满足市场需要的大学生可以进行再培训，或毕业后需要重新学习新的专业方向的大学生得到支持。

　　东软信息学院有着独特的人才定制培养模式。在学生的学习阶段选拔一批可能被录用的学生进行专门培养，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开发人力资源的时间从员工到企业之后提前到员工进入企业前的两到三年，这很好地解决了新员工在技能水平和文化融合方面的问题，降低了人力资源开发的费用，并为企业持续获得人才提供了有效的渠道保证。另外，东软也选择优秀员工回到大学继续学习，并请大学教师到东软进行实际技术应用的培训。每年，东软还与大学共同开展一些基础性课题的研究，使大学的研究与企业的需要更好的结合起来。东软试图打破传统的人力资源发展模式和人力资源被组织隔离的局面，将培养人才从企业本身扩展到企业的外部，并作为自己事业发展的基础。

　　东软办学不是要试图培养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和大学教授，而是要让教育更具时代特征，用更快速、更实用化的方式来培训，让学生能解决实际问题。东软并没有把东软信息学院的这种教育模式看成是传统教育，而是将其看成产业布局，看成发展中国软件业的手段和工具。

　　东软培养了很多IT人才，我们也很高兴，东软的学生除了我们自己用，也被更多的企业青睐。现在东软不仅是在为自己同时也是在为国家培养IT人才。但是对整个中国来讲，东软培养的人才还是太不够了。

　　理想原生态之三孙大午的世间桃源

　　起初每个人都会出发去寻找乐园，当他们找不到时，只好亲手创造他。

　　——乔治·肖伯纳

　　有志不在年高。孙大午儿时看到父母在生产队挣工分十分辛苦，却连冰棍都舍不得吃、都吃不上，就“立志”长大以后多印一些钱，坐在飞机上往下撒……

　　日月如梭。1985年，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和承包制的确立，已过而立之年的孙大午和妻子刘会茹终于有机会身体力行去追求自己儿时的那种“天上撒钱给大家”的梦想。正像伟人设想的那样，孙大午也是通过带头致富来带动共同富裕的。孙大午曾经写诗：“理想，共同富裕的理想，是历史伟人播下的种子，在我心里生了根！”从郎五庄养殖场，到大午农牧公司，再到大午集团，孙大午直接间接带领着成千上万的人奔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毛泽东承认自己没能改变全世界，但也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孙大午夫妇从承包荒滩“憋闷疙瘩”开始改造世界，到2003年，大午庄园已初具“大午城”的雏形；同时，孙大午儿时的梦想也在茁壮生长……

　　大午城，桃源梦孙大午发现，历史上的乡村社会，是个五行八作的社会，有开油坊的，开染坊的，开当铺的，开药房的，有小炉匠，小篾匠，教书先生，看病郎中，做小买卖的货郎……一群人住在农村，但不一定是农民，不一定种地，却实现了自给自足的安乐生活。奥秘似乎在于循环发展，生生不息。大午集团从最初种果树、种向日葵、养鸡开始，就在努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自觉不自觉地走一条“鸡生蛋，蛋生鸡”的产业化经营的道路。起初的种果树、种向日葵，看起来和养鸡并不搭界，可当时的鸡是散养的，可以捕食树下的虫子，鸡粪又可作肥料肥沃土壤。反过来，将种果树和向日葵的所得收入，更多地投入到收益相对丰厚的养鸡业上，又推动了养鸡业的发展。就是按照这样的模式，孙大午根据自己企业发展的需要，充分利用这种私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低交易成本与高运营效率，健康自由地成长起来。孙大午的养殖业，从最初养1000只鸡增加到30万只鸡，根据需要发展了鸡选育、孵化业；养殖业的扩大又促进了饲料业的大发展；老母鸡产蛋率下降后需要合理淘汰，就发展出品公司加工成大午烤鸡；鸡粪制成沼气，成为能源；沼液、沼渣则成为优质的肥料用于农业种植……事情到此显然还远远没有结束，孙大午走得更远。为什么不养鸡不种粮食的城市，却比农村富有？因为人们都拿钱到那里消费。大午城就是要打造这样一个桃花源式的消费链条。随着大午集团的发展，如果大午城拥有一个社区一个城市所应该拥有的一切，医院、学校、食堂、商店、公园、温泉、酒店、公路公交、绿色食品、纯净水等等，到那时，大午的员工都在大午城消费，实现了就地就业和物美价廉的就地消费，大午城岂不就会变得和城市一样富有？大午城岂不就是真正的桃花源？孙大午认为，私营企业是目前看来最有效率的生产经营方式之一，其利润的累积客观上带动了社会财富的增加。财富无论其表现形式是国有的、集体的、个人的，其根本属性是社会的，共有的。孙大午把共同富裕解读为共产、共有、共享、共和四个内涵。共产是共同生产，现在全世界都在共产，也就是合作生产。共有是共同拥有，共有和公有的区别是，公有是不可分的，而共有是可以分的，比如我们共有一个家园，你可以有一亩，我可能只有三分，这就是共有。共享就是共同的享受，有合理的分配机制。共和就是允许差别的存在，允许多样化的存在。“大午集团的产权是我私人的，但是所建设的公园、医院和学校，大家都在享受。如果非要说大午集团就是孙大午个人的，这没有意义，关键是看大家是不是在共同合作生产，是不是共同拥有这块土地，共同享受劳动成果，大家的精神生活是不是在一种共和状态下。”

　　那么，大午集团办社会和过去的国营企业的办社会究竟有什么区别？“国营企业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上一个大项目，首先要建学校、医院、公园等福利设施，这些都是无偿的，不计成本代价……大午集团办社会的原则是互惠互利、互相依赖，比如大午学校为你解决了家庭负担，你得出钱，而这些钱除了教师员工的工资外，还要有盈利才对……大午集团办社会是要讲成本收益的，医院、学校及其他服务单位也都是独立经营、独立核算的。比如车队在为各单位服务时是按里程计费的，每公里1.9元，等待一小时计费10元。有的子公司领导出门办事宁可搭货车也不坐车队的轿车，他怕那个数字跳。”孙大午如此解释说。

　　大午城现在还不是一个合法的行政区划，但孙大午相信，她会像一百多年前的石家庄一样，在“几十年后，成为一座城市，一座田野里的城市”。美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从蛮荒到文明，不是才用了二百年吗？现在的大午城不就是在二十几年从一无所有开始的吗？孙大午原本计划在2005年，大午城将聚集人口1万人，就业人口达到3000～5000人。2003年的“孙大午案”，把这个计划延迟到了2008年。梦想就要变为现实吗？孙大午说：“我是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桃花源，而非乌托邦孙大午认可对大午城“世外桃源”的评价，但却拒绝把大午城和乌托邦联系到一起。

　　他认为，乌托邦和桃花源有着很大的区别，甚至是完全不同的区别。乌托邦是在能人的带领之下，人们共同创建的一种社会，是一种人们都认同的大同理想，而不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和谐社会，所以乌托邦美好但无法实现。桃花源是祥和地生活在一起的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它既是一个自治的小天地，没有政府的概念，又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尽管有穷有富，但可以自我调节，穷人和富人能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美国是在“五月花号”自治公约的基础上，自然联合形成的社会。美国现在还是这种传统，以各州自治为主，以政府形式为辅。美国其实就是中国意义上的那种世外桃源的联合体。

　　乌托邦的问题出在专制上。欧文和傅立叶，他们跑到美国去搞共产主义乌托邦实验，虽说一时取得了成功，最后那种成功仍然无法发展下去，因为乌托邦尽管也创造了发展的空间，但它最终还是展现出一种专制的制度、专制的生活方式。

　　大午集团是在搞桃花源式的社会，但绝不是乌托邦式的社会。孙大午认为自己追求的是一种自由和谐的社会形态，他本人的作用是撑起一个空间，却并不真正干涉企业的生产经营和人们的生活。孙大午倡导以共同富裕为归宿，但要避开相同富裕。人们在生活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在政治上不讲高低贵贱，在企业中做到民主决策，专制执行，就可以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比较和谐的社区。大午集团所在地原是一片荒坟野地，如今芳草萋萋，绿树成茵，楼房林立，经历过新旧两重天的孙大午不时会思索：是什么在这块交通不便利的荒地上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他的答案是人，自由的人。自由是人应有的权利，不受干涉的权利，如果给人自由劳动的权利，人们自己知道怎么富起来。

　　孙大午觉得大午集团是赶上了一个好的时期，赶上了国家的改革开放，有大规模的养殖业、饲料业、种植业、食品加工业陆续发展起来。二十多年来，孙大午一直在实践，在感悟，但心中并没有预设过这样一个桃花源，可以说，大午集团是自然而然地在实践桃花源的理想。大午在实践中总结出“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以共同富裕为归宿”这样的指导思想，他相信，坚持这一指导思想，就能实现桃花源的理想。

　　企业内外李不白企业家是作为个体的人，企业则是一个法人（当然，个体的人是企业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按照以往的中国逻辑，二者的关系自然是组织和集体大于个人，翻译成通俗语言，应该是，企业家隶属于企业，企业家是为企业服务的；但历史发展到今天，在所有权和控制权上来说，如今的状况是，企业家大于企业，翻译过来就是，大多数时候，企业隶属于企业家，企业家对企业往往有着或绝对或相对的控制权。所以，现在中国的普遍现象是，企业家的某个社会理想，往往与企业的关系暧昧，成为影响企业经营发展的重要因素。

　　影响自然有好有坏，但是这种不确定因素本身，往往正是企业经营发展与管理活动中应该竭力排除的因素。只有努力营造一个可预期的稳定环境，企业战略的计划与执行，才能有所保障。不然，什么计划、协调、控制等企业管理活动都是空谈，都永远赶不上变化，都永远不可捉摸。

　　或许是我们家国不分传统的延续，或许是我们单位制文化的烙印太深，我们的企业家往往倾向于像共生的动植物那样，和自己的企业纠缠在一起，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其实，企业应该有自己的内外边界，企业家应该清晰地界定自己的行为，哪些是企业内行为，哪些应该是企业外行为，并且努力避免哪些会影响企业的企业外行为。当王振滔先生规划奥康集团未来几年要更多地出资做慈善时，企业家的社会理想就和企业的使命纠缠不清了。不可否认，王振滔作为奥康集团的董事长或所有者，有权力这么做，也不可否认，奥康集团财务指标成长指标各个良好，有能力这么做。但是，我认为还是不应该提倡这么做。王先生如果是所有权人，即使是不管不顾地分红，然后再把钱从自己的个人账户拿出来捐献，也比直接指使自己控制的或者所有的企业直接捐输“合理”百倍。

　　有人可能会说，许多伟大的企业家，正是通过企业来实现了自己的社会理想，也造就了一个个伟大的企业。此言不虚，但关键是这些伟大企业家的社会理想与企业的关系十分清晰（不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暧昧），不但众所周知，而且被人津津乐道。刘积仁先生敢于到处宣传其为国家培养IT人才的社会理想，我想除了可能有的一点高蹈的姿态外，更多地是清晰地界定了与自己企业的关系。东软集团需要IT人才也“生产”IT人才，企业家刘积仁先生宣扬的理想正是自己企业的三大主营业务之一。

　　我们知道，比尔。盖茨至少有两个社会理想。其一是帮助每个人便捷地操作使用电脑。为此，盖茨辍学创立了微软公司开发简便的视窗系列操作系统。盖茨的社会理想与微软公司的使命（愿景）同质同构，二者正相关，相辅相成，最终开出美丽之花结出丰硕之果。另外，比尔。盖茨还是虔诚的基督徒，遵循着拼命赚钱使劲奉献的新教伦理，其第二个理想是从物质上帮助穷人。于是，盖茨设立了和微软公司毫不相干的盖茨-美琳达基金会，专门来帮助全世界的需要帮助的人，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事实告诉我们，盖茨的行动逻辑是，理想在先，然后通过不同的组织来实现不同的理想，而且二者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聪明的中国人，往往不屑于遵守最简单清晰的原则，因为那样显不出来自己的智商优势，结果往往走向了愚蠢。

　　孙大午先生的情况，是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异数，根本不具备普适的意义。孙先生自己承认，学大午者死。况且，在今天这个接轨的时代，还有多少人愿意学大午？即使有人愿意学，全国又能容纳多少个大午？大午模式已经不可能成功复制，桃花源即使像孙大午先生相信的那样真的可能存在过，也根本无法复制。

　　借势则风生水起。吊诡的语言是，企业家的理想，当且仅当在企业之内时，才被称为企业家的理想，不然，结局终归是泯然众人矣。

　　资本精神：企业家的信仰、使命和责任卢德之

　　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到现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尤其是随着财富的增加，富人群体已经形成了，但是，地区差异和贫富差异也在扩大，不和谐成为普遍现象。到底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缺少什么？

　　我感觉现在缺少的是信仰。伴随着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国人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观的提升速度远落后于财富数据的变动速度。官商勾结，政府官员利用权力寻租，民营企业制造假冒伪劣赚黑心钱，黑砖窑残酷压榨工人等现象层出不穷，企业家和社会新富阶层的人赚了钱后出现精神空虚和信仰迷茫也是不争的事实。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在人们心中播下信仰的种子。

　　我们经过探索，初步找到了一种信仰—资本精神。资本不是意识形态上所说的用来剥削劳动者的物质基础，我们需要发掘资本发展的内在动机。资本意味着发展，金钱和生产资料可以是资本，也可能不是资本，只有用来进行再生产，创造出新的财富才是资本。

　　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与之相对应的是儒家文化体系。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过唐宋发展形成了系统的学术和思想观念，君王是天地万物的核心，整个社会都围绕它运行。这种高度向心的结构具有形成大一统的特性，能够把周围的游荡分子吸引进入自己的系统，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有积极意义。儒家文化促进了社会进步，也凝固了社会的继续发展。它缺少发展的动力，缺少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元素。资本的本质是发展，商业天性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和儒家社会总体的封闭保守倾向相冲突。因此，随着儒家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商人的地位每况愈下。

　　资本在追逐利润的天性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和谐的内涵。资本是野性的，它具有欲望的特征，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它就成为恶。资本精神正是资本背后发挥积极作用的因素，它会对资本进行道德约束。

　　市场竞争是企业的竞争，而企业的竞争又取决于企业家的竞争。企业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企业家竞争有重要的影响，而企业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和发展又和资本精神发育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资本精神，就会有什么样的企业家，而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就会有什么样的企业和市场乃至社会。

　　现在商人们都愿意被称为企业家。企业家除了能力之外，还要有什么呢？我认为还要有使命感、责任感和良心。使命是出自对于远大理想的一种自觉的承担，它与信念密不可分。如果一个人没有信念，没有理想，那就不会有使命。它是一种主观感受，引导你应该做什么。责任是使命的一种实践，它是人们把使命付诸于行动的职责和任务。良心是人们实现使命，承担责任的出发点。三者不可分割，只有使命感的企业家是空想，只有责任感的企业家注定是短命的，只有良心的企业家，会走向平庸。

　　从历史上考察近代以前中国工商业者的使命观，有三种情况。一是没有使命感，经商就是单纯想发财；二是有使命感，但是出现偏差，比如徽商，他们在经商过程中想的还是治国平天下，发家致富后把钱从流动领域中退出来买田修宅，培育后代读书做官；三是有正确的使命感，但是因为客观条件限制，使命感付诸流水。清末出现了一些有实业救国使命的企业家，但是面对洋商的冲击，清政府的袖手旁观，最终实业失败。

　　现在，中国又到了特定时期，近几十年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是自主创新能力很差。这个时代需要自主创新的大品牌、大企业和大企业家的出现。没有世界级的企业和企业家，民族大复兴不可能。因此，这个时期的企业家应该承担起这样的使命。

　　企业家的责任首先是追求企业的发展，培育出世界级的大企业。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也需要大量的企业和企业家积累物质财富。企业家的能力是一种稀缺资源，是民族振兴所必不可少的要素。

　　企业家的责任还包括社会责任，没有内在精神追求的企业家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家。我接受这样的观点—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为神圣目标捐钱。神圣的目标是我们在取得一定成就后继续发展事业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