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30年中获得了极大成功，在短期内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创造了无数世界级的“业界神话”。然而，处于而立之年的中国企业家群体却陷入了一种后“富裕”时代的焦虑，挣扎于义与利、道与术的纠结，不知道财富的真正意义在哪里，困惑于领导力的日渐疲弱和企业生命力的缺失。这是一个时代的困境，是这个时代企业家精神和商业伦理迷失、社会文化心理脆弱的必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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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家的“骑士难题”

　　人的生命力和生命的光环是全然的两回事。生命的光环再多，可能一丁点也换不来生命力!做公司同样如此。可惜人们为着光环而在残害生命

　　文/王育琨

　　骑士习惯了盔甲的光芒，却没有注意到盔甲已开始生锈。终于有一天，蓦然惊觉，他已经深陷生命的危机而不能自拔。

　　《盔甲骑士》 是探索生命本质的钻石般的杰作。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心地善良、充满爱心、坚毅勇敢的骑士，他铲除恶龙、拯救危困中的公主、备受世人推崇，为此，国王赏赐他一套闪亮的盔甲。骑士非常喜欢穿上盔甲，他渐渐习惯了人们的诧异与赞扬，习惯了盔甲带来的力量与安全感，习惯了盔甲所散发的神秘与光芒，习惯了盔甲塑造的另一个自我，那个可以随时躲避世人包括他妻儿的自我……久而久之，骑士习惯了盔甲的光芒，却没有注意到盔甲已开始生锈。终于有一天，蓦然惊觉，他已经深陷生命的危机而不能自拔。一直以拯救他人为己任的骑士，居然自己陷入了严峻的生存危机。

　　企业家危难的哲理

　　骑士的难题，与我们那些正在经受磨难的企业家之命运何其相似!企业家，尤其是那些成功企业家，曾经影响了数不胜数的事件，荣誉、秘籍、成功、果断、进取等等光环加身，让他们有了一览众山小的豪迈，同时也落下了身置于人群中的孤独与落寞。站在高处的企业家们，其高大、阳光、优雅的一面，受到媒体与公众的倾慕。

　　可是谁又知道，企业家正遭受着怎样的没人理解的孤寂与身负重荷的彷徨。企业家们的双重人格究竟造就了怎样的一个傲慢者、一个抑郁者或一个破坏者?企业家们的双重视野究竟让他们陷入了怎样的落寞，或赢得了怎样的灵感与精神明辨力?他们是否也像山上的树一样，愈求升到高处和光明，它的根就愈挣扎向下，向地里，向黑暗，向深处?我们这些山下人不得而知。他们不像常人，可以随意向人诉说苦闷，小心翼翼或大大咧咧地化解掉任何一点儿危险。

　　企业家的定位与潜规则，使他们面对任何苦闷和无奈时，只有自己消化，很少有人可以为之缓解或分担。久而久之，一种巨大的不安全感袭来，形成他们怀疑一切人的心理机制。他们没有倾诉对象，甚至佛或上帝也不与他们同在，所有的难题只能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化解。于是，他们纷纷穿上已有的或现成的盔甲，或日夜由生猛的保镖护卫，或一味将繁杂的业务缠于一身，或进入不知为谁忙乱的债滚债的泥沼，或干脆就患上抑郁症，陷入了深深的生存危机……自杀与非正常死亡的数目，很是惊人。

　　固然，虚荣心、胆大妄为、虚伪的羞愧、豪赌的果断、无尽的贪欲、信仰的迷失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但是又有谁曾探究过这些受到创伤的人们的内心深处，并了解过他们隐藏在内心深处而不为外人所知的奥秘呢?在那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的家人、朋友、公司同事、社会的智者等，本来是能够发现、捕捉、探听出这些人心灵中的某种奥秘，以理解和缓冲其内心的烦恼和痛苦的，但人们却没有这样做。

　　企业家艰难攀登上了众人向往的无限风光的峰顶，还没来得及陶醉喜悦，旋即被那里冰刀一样的寒冷、稀薄的空气、不见底的悬崖等窘境所迫，于是便想走下山来。可是，他们却找不到插足的地方。而且，他们原来上山时住过的客栈此时已经没有了他们的容身之地。因为，一种不平衡的情绪在酝酿、生成与膨胀。企业家们的出类拔萃，成为一些人的眼中钉———这些人要在思想上、理论上、舆情上将企业家们摧毁，有时甚至要摧毁其肉身。好像企业家就应该承受高风险，就应该为自身的出类拔萃埋单，就应该为取得财富付出代价。显然人们忽视了这些企业家也是人，也有脆弱的情感，也存在承受的极限。

　　2400年前，柏拉图在《裴多篇》中说出了千古难解的话：“真正爱好哲学的人，无不追求着死亡和死。”这很可能不为他人所理解。危难、压力、阴谋、成功、失败、无聊与孤独，使企业家或多或少地在某个时刻，能够听到内心深处的一个声音———“生就是死，死就是生”。他们深知看破“生死之门”是一种内在的情愫，是绝对不能说出来的，因为即使说出来，也没有人相信这样的话。死亡有自己的真理，自己的明显性，自己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并且不容忍我们的寻常观念，我们也很难理解死亡。只有特异之人，在精神极度兴奋的罕见时刻，才能听到和理解神秘的死亡语言。

　　企业家危难的哲理，要比人们想象的更为深奥。

　　“天职精神”也迷失

　　企业家都有一种创富的“天职精神”。天职精神也迷失。

　　“天职精神”，是马克斯?韦伯所概括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传世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他没有明确界定资本主义精神，但是他的叙述表明，个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精于职业，精于赚钱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同时与这样一个词语相联——“天职”。韦伯说：“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韦伯为自己的逻辑深深担忧。他明白，当竭尽天职已不再与精神和文化的最高价值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价值理性行动”也就转变成“工具理性行动”时，那时就没有自由的人了。韦伯悲哀地说：“没有人知道将来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生;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韦伯的预言不幸应验了。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是韦伯描述的“惊人大发展”的逻辑结点。就是交易所这样明明白白的公共机构，都可以被执掌者用来为自己巧取豪夺1800亿美元的财富，所有那些不可一世的投行，都大睁着眼指鹿为马、虚增市值。全球都在反思。

　　韦伯100多年前为资本主义梳理寻找到的那束光，显然不够强盛，照不到那些阴暗的地方，人们容易在那里折戟。一个人冥冥之中都有一盏灯，忽明忽暗，导引着你人生的旅程。要成为什么，要到哪里去，那是在你困顿时给你勇气和希望的东西。从那里开始，有一种深深的内在的自觉，那是你做人做事原初的动力。失去了那样一盏灯，无可避免会导致世间乱象人间悲剧。

　　物质财富那束光还不够照耀万千公司。现代人在财富之外，终于认识到了生态。只有从大生态的观念上，照看你的人生和你的公司，才不至于出大错。大生态的观念，也就是中国国学中“天人合一”、“天人一也”的思想。寻求人的发展，发展人，是一切发展的旨归。发展人，就是造就发展天人合一的整体人。造就整体人，正是中国古老的教育传统。

　　现实中，每个人都在追求财富、权力和名望。那是生命的光环。有了那些耀眼的光环，生命看上去充满了色彩和美丽，生命力也似乎得到了张扬。可是，那毕竟只是光环，而不是生命本身。我们往往不会去区分什么是生命力，什么是生命的光环。发生在商界的一波一波并购，大多是为了公司规模(或光环)而发出的一次次冲击，有太多的公司因为“黄袍加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最终归于失败。

　　生命是找寻，不是欲望

　　无论是老子、庄子，还是耶稣、佛陀，无论是古希腊文明，还是东方文化，一切都是生命体验的结晶。这些人类经典文化的结晶，是由无数鲜活的生命所体悟出来的。正因为有体验，每个人都能发现真理，都能悟到真理。

　　我一直在寻找公司生命的本真。生命的光环和生命力，公司的规模和公司生命力，这是长期困扰着我而没有解开的疙瘩。去年在穿越西藏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无人区时，这个一直纠缠不清的问题，豁然开朗起来那次，我们去了6个人，跟了12个藏族背夫。其中一个名为贡觉吐旦的小伙子给了我深刻的人生启示。

　　我们一行6人。其他5人都是卓有成绩的企业家。在原始森林里，我们一个个都放下面具，见到美景大声呼喊，遇到险情心惊胆颤，走路生活相互帮助。在原始旷野中，我们6人尽情地享受着生命的欢乐。

　　贡觉吐旦从来没有意识到他会有什么哲学。对他来说，那就是他的呼吸和饮食，再平常不过。我回想起来，这短短的几天，贡觉吐旦给了我多层面的启迪。

　　敬畏因果，接受死亡。在西藏同胞看来，生和死是一体的，他们是同一个现象的两面。你的肉身只是一个皮囊，暂时作为你的心识或灵魂的寓所，就跟人出差住酒店差不多。当灵魂离开皮囊，生命还在继续，生命有了一个更新的开始。一旦你接受了死亡，就会有很多东西立刻被接受。你的焦虑、愤怒、恐惧、仇恨、不安也跟着就走了。这时，你就有了具足的智慧，做好当下的事。现在关注生活，将来才会积聚改变生活的力量。

　　众生平等。“大家都是一条命，都是来锻炼身体的”。不管你是几十亿身家的企业家，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藏族背夫，大家众生平等。有了众生平等的意识，看人、看事都容易达观。很享受贡觉吐旦的平等意识。有了这样的意识，才可以见到权力多高的人都不会打颤，见到富可敌国的人也会感叹他生命的负累，见到名望盖世的人也会看到他的速朽，见到无家可归的乞丐也会感到生命的尊严。有了这样的意识，才可以少受一点中国封建官僚文化的侵害，而能守住自己成就一个自立立人的大我。

　　自立立人。贡觉吐旦看上去有点冷漠。我在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演讲在说到贡觉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军人站起来说，他绝对不会像贡觉吐旦这样没有爱心。他会义不容辞地冲下去接应那个遇到困难的人。这里没有对错。下去接应有下去接应的道理，不下去接应有不下去接应的道理。不存在谁对谁错，都在传递一种生命的情怀。

　　后来那位企业家登上山，看到我们很激动也很开心，一个个拥抱我们。他没有丝毫对我们没有等他或没有接应他的不满。从他夸张的动作中，分明炫示他为自己终于克服了巨大的困难而登顶感觉自豪。这种自豪是贡觉吐旦给他的。如果真是有人下去接应他了，他会失去成就感和乐趣。他能在人生的舞台上走到今天，那是碰到了数不清的困难。每当困难降临，他都坦然接受，并在沉静中找出化解的招数。这就是他的生活权利，没有人可以去改变。

　　生命力和生命的光环。贡觉吐旦一下子就把人生与财富和地位区别开来。西藏广袤的大自然给了贡觉吐旦一种坚定的信念：在生命的天平上，财富和地位没有任何作用。看上去它们威力无比，实际上半点生命也买不回来。这是西藏之旅贡觉吐旦给我最强烈的震撼。

　　在城市的喧嚣中，我们自以为抓住了一切的核心——权力和财富，以为那会为我们的生命带来滋养。但是在追求财富和权力的同时，我们却忽视了或损害了那种原生的生命力!那些英年早逝的企业家、体育偶像以及显要人物，他们的光环足够多，他们的财富和权力足以让他们享受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疗。但是，却不可挽回地逝去了。

　　这一切都是我们不懂生命。过分害怕死亡的人，会变得害怕生命。于是他们开始搜索那些不死的东西，一座大的皇宫，摩天大楼，超大的企业规模，无数的金钱，无上的名望，以及所有那些不会死的东西。而实际上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因为他们跟生命力半点关系也没有。相反，他们可能是生命的一种负累，甚至可能是生命的杀手。

　　在布满原始森林的大山里，在大自然的严峻环境里，任何财富、名位、权力都无足轻重。在这里只崇尚鲜活、顽强的生命力!那些企业家可以有骄人的事业和财富，但是在这里，却不得不独自面对生命力的考验!

　　生命是一个找寻，不是一个欲望，不是一个想要成为比尔?盖茨或奥巴马的野心。而是茫茫天地间去找出“我是谁”。我一直在找寻。久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让贡觉吐旦给一语道破：人的生命力和生命的光环是全然的两回事;生命的光环再多，可能一丁点也换不来生命力!

　　贡觉吐旦的生命力视角，不只是可以看人生，更可以看公司。公司也是生命。一个公司在初创时，大都有着充沛的激情和热忱，每个业务现场都有着旺盛的创造力。然而，随着规模的扩大，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也随之开始滋生，公司就渐渐失去了活力，走上衰退之路。公司的一个个业务现场，不再有头拱地解决问题的大头兵了，而学会了逐级把问题上交。一层层高管看到问题，说了就等于做了，强调了就等于落实了。创始人面对亲手建立的组织，往往束手无策。

　　束手无策的不只是中国公司。这是世界公司史上难于逾越的一个怪圈。从通用汽车到日本航空，一连串大公司的破产，让正在忙着并购的人们警醒：公司的生命力与公司规模没有什么关系!公司的真正生命力，不在于公司的规模，而在于一个个业务现场，还有没有突破能力，可以给公司带来丰厚的利润。说起来很容易，但是真正能够看到他们之间的区别，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戴志康的天问

　　企业家经历了破冰时代的原始积累，创建了傲人的企业帝国，攀登上人生的高峰。在创造财富的劳动过程中，他们“头拱地”往前走，品味到了充实与幸福。可是面对财富的金山，如何消化和传承，却让他们有点找不到北了。

　　当然，他们之中有清醒者。上海证大集团董事长戴志康就是这样的清醒者之一。戴志康1994年创建上海证大，1995 年借“3?27”国债事件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在资本市场风生水起，1999年高潮时全身退出股市转战房地产开发。有人称他为行业的路标。“戴志康在哪里，那个行业必火。”他用8年时间将自己的财富由零变为10个亿，再用6年时间将财富由10个亿增至100个亿。

　　他收藏了世界级的现代雕塑“大拇指”和“LOVE”，他创造了“现代中式”的建筑风格，他和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家过从甚密，他投资创办了国内首屈一指的民营艺术馆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别人问及他的身份时，他总是强调说，“我只是个商人，”但是，他又一直强调，“我从来不是个纯粹的商人。”

　　戴志康替天发问。当年，面对“明暗不分混沌一片”，屈原发出了震撼古今的天问。当今，面对成功的陷阱、富士康12跳、矿难、金融危机、砍杀儿童、房价纠结等一波波迷迷蒙蒙现象，商人戴志康跳出利益的纠葛，心存敬畏，在新作《用社会注意方法应对房价过高》中，发出新“天问”：“我的财富是否可以保住并增长，还可以翻几个跟头，多长时间可以让我们翻跟头?财富是否可以使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幸福在哪里?”“我天天那么辛苦，忙得昏天黑地，我比以前更幸福了吗?”“财富不断地增长，到底带给我们什么?财富从哪里来?会到哪里去?”“财富到底是什么?什么东西是人类的财富?中国人再努力30年，我们积累的财富是什么?我们到底积累什么?”“逻辑不是那个天，逻辑上面有更重要的东西，逻辑后边是什么?”“刘翔和姚明是体育明星，是最有肌肉的人，应该说是最健康的。但是，他们两个总是被不健康、不平衡困扰。他们到底是健康平衡的人还是不健康不平衡的人?”“一味增长，就是像姚明、刘翔，已经不可能再得冠军了，还非得让他去跑，过了这个时间了，对不对?”“有必要总是讲经济增长吗?”“美好世界在哪里?美好世界什么样?”

　　用“老天”的眼，来看混沌的现实，戴志康有了别样的清明。他平心静气，用最平实的语言，把一个个看似无解的复杂事物，化解成一两个简单的问题。一下子便让人豁然开朗。

　　用刘翔的亚健康来形容中国公司和中国经济，尤其是用拼了命也去拿冠军的鲁莽，来言状中国公司盲目追求规模的生存现状，令人叫绝。戴志康站在了一个意识的高处，俯瞰着他过往的人生。

　　有时，天堂与地狱之间，就是一层纸。或许恰恰是因为我们通常没有像戴志康那样对比逻辑更高的那个“真北”(终极目标)倾注激情，在逻辑的演绎中错失了整体。

　　心怀真北。注意力在哪，认知就到哪。戴志康关注人的幸福，关注美好世界，关注“真北”(True North)。“真北”是由Dr. David Cochran提出的一套方法论。分为终极目标(True North)，目的(Functional Requirement)，手段(Physical Solution)，以及达成的尺度(Measure)。对分析复杂事物最大的误区，就是掉进尺度或手段出不来。在戴志康的一个个天问中，注入了“真北”，便有了一种无人能及的力量。

　　戴志康看到美国乡下人，那么肥，开着皮卡，吃着肥大牛排，喝着冰水，健身房运动。牛肉是过分的碳排放，制冰又是碳排放，到跑步机又是碳排放。经济增长带来的物质财富，只能使这个人群更腐朽和不健康，或者更不幸福。有必要总是讲经济增长吗?

　　戴志康自问自答：“我们不能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阶段的东西推而广之，说全世界都要这个，不管什么时候都要那样，这好像不一定有道理”。是应该从戴志康的“真北”，从人类和地球的命运出发，从“老天”的视野出发，问一问：有必要总是讲经济增长吗?有必要对生命的光环过于痴迷、而忽略掉真实的生命吗?有必要为了规模和利润的极度膨胀而淡忘了人的生存和发展吗?

　　心怀“真北”，戴志康超越了生命力与光环的纠结和困扰。更重要的是，我们会找到“美好的世界”。一如戴志康所说：“我的幸福来自劳动创造本身的过程，而不是消耗劳动的成果”。“上帝创造了物质，人类创造了精神和文化艺术。如果要寻找生活更大的意义，我们应该在劳动过程当中创造文化，创造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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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开企业家的达-芬奇密码

　　如果将企业家能力喻为“术”，则企业家精神应是“道”。道不通，则术不行。企业并不仅仅是个利润的实体，它首先得是一个精神的载体。一个伟大的公司的必要条件，是建立起自己的企业家精神主导的独特的管理模式

　　文/丁栋虹

　　从本质的角度出发，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具有同一种气质;企业家不是一种职位或头衔，其实质是一种精神;企业家是参与企业的组织和管理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指出：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可以在其背后发现有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时代精神力量;这种以社会精神气质为表现的时代精神，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力量决定着这项事业的成败;资本主义的兴起源于将工作视为天职的新教伦理精神。根据韦伯的假设，企业中的工人同样需要一种“文化”化了的道德理念的支持。

　　来一场彻底、广泛的精神洗礼

　　研究企业家精神的国际权威学者吉尔德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精神与观念”，“精神和信仰才是企业家的生活方式”。在西方，企业家精神已经成为企业创新、区域发展研究领域中炙手可热的词语。经济学家试图用它来解释中小企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管理学家也想用它来揭开企业创新、持续发展的深层机理。企业家精神描述的是企业家的一种特有的气质，它能够使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通过有效的管理和创新跨越企业成长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障碍。企业家精神的精髓是企业家对组织成长的持久不断的渴望以及所具备的随需应变的能力。正是这种渴望使得企业家不断追求技术和制度上的创新，而随需应变的能力则帮助企业家敏锐地把握市场的脉搏，并迅速在通过管理和创新推出最适应市场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是市场经济下，企业生存壮大的一幅惊险刺激的图景。

　　真正的企业家赚钱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只是事业的保障，其精神世界里有一种一般企业家难以企及的境界——能够不断探索、不断学习、不断创新，并对自己认定的价值观如宗教般坚定追求。

　　天福茶庄的老板、闽籍台商李瑞河，经营茶叶赚了不少钱。但他一心迷上茶文化，一心只想回报桑梓，不辞劳苦，终于在云南的深山老林里找到一种梦寐以求的原始野茶树，证明了茶的原产地是中国，而不是国际上有人说的茶叶产自印度。据说，李瑞河当时对着这棵2700年树龄的野茶树顶礼膜拜老泪纵横，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李瑞河还在福建老家漳浦建造了全国最大的茶博物馆，面积达8000多平方米。这个茶商的境界，已不是经营茶叶赚钱，在他的精神世界里，茶叶是他的一切，茶叶是神，是一种宗教。

　　柯达公司的创始人乔治?伊斯曼终生都在研制、改进、生产、销售感光胶片，赚的钱可以用“不计其数”来形容。按理说他应该很满足了，但他觉得自己追求的并不是金钱，而是感光胶片事业上的完美。到了晚年，当感到自己的事业再也无法突破时，他采取跳海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典型的企业家。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不过人们仍然可以从中窥探到一个真正企业家的内心世界，那种对理想如痴如狂的追求。

　　当代中国企业家最缺的不是能力，而是精神。企业家精神在中国企业处于埋藏状况：2008年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23家企业，很少有人知道其企业家是谁。由于企业家精神的缺失，中国企业家的能力难以得到应有的提升，甚至导致阻碍与削弱。而中国未来如果没有自己的摩根、罗斯柴尔德，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吴春波教授指出：“遍寻中国企业，除了那些大型或特大型、以各式垄断而‘名’的国有企业外，我们很难找到一家企业家精神为统领，依靠企业自身创新能力真正做大、做强的中国企业。……自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虽然有了为数不少‘国’字头的世界500强，但还没有一家被国际承认的世界级企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按照欧美、日本人的经验，打造一个世界级企业，三十年足够了;而打造一个世界级‘企业群体’，六十年亦足矣。”

　　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并不是某**派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有着最重大意义的问题。”现实的中国需要一场彻底而广泛的企业家精神的洗礼。

　　我们紧抱《国富论》，却抛开了《道德情操论》

　　商业社会需要有商业社会的信仰。进入商业社会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商业规矩。中国没有商业规矩，名和利很容易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东西。而且对于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来说，进入商业社会，一定要经过一个“水与火”的年代，谁都挡不住。而中国的传统道德又被毁掉了，致使人们没有任何的心理底线。面向未来，中国以道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不管中国的传统道德恢复得多么好，也不足以使中国面向未来。智慧横无边际，决非人的世俗胸量与一般经验所能包容。一切文化传统的生机，无不首先表现为破除现实迷雾，涤荡现实尘沙，烛照现实误区。只想在传统中寻找身心的归宿，却不想让它及早归正现实的言行、风气与力量，传统便只是一个幌子，于人于世毫无益处。因为我们现在不仅仅是在中国这个平台上，而且是在整个世界的平台上做游戏，需要有世界平台的游戏规则。

　　一个自称是伟大民族的民族，连信仰都没有，靠什么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准则?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和民族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没有发展的。因此，中国必须找回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所谓核心价值观指的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并且至少是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能认可的道德标准，它能够成为人们的精神路标。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厚。中国的媒体、政府和企业，要问一下自己，我要塑造的中国的文化认同是什么?也就是自我的形象是什么。《娱乐至死》一书的作者曾警告过：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如果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也由于核心价值观的缺失，改革呈现无机胶水的胶着状态，最佳状态一直没找到。整个社会呈现着一种集体无意识感，漫延空虚、寂寞、失去精神寄托、虚无主义以及荒诞主义。

　　一个精神萎靡的民族无法实现现代化。多少年来，中国西部成了一个落后的代名词。即使在改革开放30余年、东部渐入改革与发展佳境的今天，西部却仍然在千百年来的自然经济和农耕文化浓厚的封闭氛围中酣睡。企业家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实践主体。尽管我们坚信西部的企业家个人与自我同样具有无穷大的潜力，但在长期的农耕社会秩序和经济文化的压抑与麻醉下，其企业家精神被掩盖到了无意识的最底层，似乎连西部企业家自己都感觉不到了。在现实的中国西部大开发中，西部人太需要拥有这种能够给予他们足够自信和创造力的精神力量了。克莱因在谈到美国西部开发的成功经验时指出：“良好的基础设施、便利的通讯和水上运输是美国西部开发成功的重要客观因素，但客观条件的具备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人的因素比如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创造力至关重要。……因此，中国在西部大开发中，必须注意金融信贷、企业家精神和技术知识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长期以来，我们在忽视企业家成长对中国西部大开发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作用的同时，也严重忽视了对企业家创业内在精神的分析。激活中国西部创业的企业家精神应该成为西部大开发理论与政策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

　　列奥?施特劳斯认为：西方的危机既是现代性的危机，更是政治哲学的危机，即“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正义的或者好的或者最好的社会秩序”。西方的危机同样也是东方的危机。我们的制度之所以存在着很大的漏洞，是由于我们的精神观念一直都没有改造过。改革需要从表层的日常生活、中间层的制度、深层的精神观念一起进行操作。其联结点可能还是产权和道德问题。我们喜欢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带来的物质享受，但是我们没有体会到他为什么要提倡“道德”。我们紧抱着《国富论》，却抛开了《道德情操论》。

　　企业家精神，就是企业家的宗教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马克斯?韦伯考察了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亲和关系，韦伯强调新教伦理产生的勤奋、忠诚、敬业、视获取财富为使命，这些新教精神促进了美国经济。信仰和职业精神，是美国成功的关键所在。同样，在《企业之魂》中，吉尔德认为，“宗教文化将塑造关乎企业家兴衰成败的道德体系”，企业家的乐观主义和信用，献身与信念，自律与利他主义都只能在具有宗教基础的道德体系中才能发扬光大。正是由于企业家的生活被救世观念深深影响，驱使企业家不断奋斗和创新的动力，所以他们才会倾泄信念、信仰、资金和牺牲。在企业史上，西方的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就是教会企业，所以从一开始，教会企业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就是随着股份有限公司的成长而成长，那就是职业经理人要发挥对“上帝”的信托责任，替整个社会和上帝所爱的子民创造财富，这是他们想的事。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企业历史类似于美国19世纪末财富快速累积的企业历史。首先都是新的商业秩序建立的过程，游戏规则改变了，所以会有那么多财富爆棚。再一个，这里的后半段，体现的是一个经济秩序的变革，以美国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传统产业发展工业信息的模式被彻底颠覆。到了2009年，发生在中国的变革并未结束，还在很剧烈的变革中，这其中互联网是巨大的变量。中国产业模块处于此起彼伏地生长，还在剧烈的动荡过程中。19世纪末期的那批美国企业家，他们有焦虑：从穷人家的小孩到有一天成为首富，富可敌国。现在，中国的企业家都是什么心态呢——强烈的家国情怀、对超速成长的渴求、隐藏于内心的不安全感和对官商文化的膜拜。我们在没有信仰的年代，其实是最失落的，只不过我们不愿意相信那样的失落感宛如梦魇一般在不断地困扰着我们，所以，我们拼命用金钱打发剩下的余生。身处剧变的时代，若将中国企业家的行为加以观察，便可感到一种苦闷无能的情形。什么事情都好像由于众人犯了一桩巨大的谬误，而这个谬误却是大家都参与的，大家都想阻止，而实际上终于莫名其妙地受着谬误的行为的影响。

　　Adobe公司和Macromedia公司都靠面向专业人员出售编创软件赚取利润。它们的软件广泛使用于世界各地的PC机上，而且两者之间的互补性很强。就产品而言，它们更像是出生时才分开的双胞胎，而非竞争者。作为PDF先驱，Adobe公司主攻文件处理领域，而Macromedia公司在发展迅猛的网页设计和移动领域大显身手。

　　然而，就企业文化而言，这两家公司却风格迥异。Macromedia公司位于旧金山的总部毫不起眼，一些职员戏称其外观“看着像家银行”。Adobe公司则位于圣何塞的两栋大楼内。Macromedia公司崇尚创意，其狂热的工作节奏让许多职员不得不经常奋战到深夜。Adobe公司的高管们则相对宽松平和得多，这也使得他们能有更多时间与家人共进晚餐。

　　2005年12月3日，Adobe公司和Macromedia公司实现了合并。Adobe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布鲁斯?奇曾(Bruce Chizen)在合并后首先采取的运作是将原Macromedia公司的职员放在一些关键职位上，其目的就是让新企业继续秉承Macromedia公司的优良传统。奇曾说：“我们希望能从Macromedia公司挖掘出那种伟大的创业精神，并把这种精神带到Adobe公司来。”

　　柏拉图指出：“当一个人真正觉悟的一刻，他放弃追寻外在世界的财富，而开始追寻他内心世界的真正财富。”我们应该检讨，除了赚钱，企业还应该做什么。过去30多年来，中国一直强调经济，而不是文化、哲学和反省，结果是人们没有固定的价值观，经常感到迷茫，但当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水平后，人们就会开始思考。任何一名事业有成的商人想做的事情都不再仅仅是为了钱，像中国现在的富有阶层，到了这个阶段一定会考虑两个问题：一是我跟钱有什么关系，二是我跟社会有什么关系，能不能用这些钱为社会做点实事?

　　在人的一生中，正是思想和精神让我们超越环境，战胜阻碍。成败不是取决于身体素质，而是思想和精神——人的心智。这种力量来自内心，如果当一个人依赖外部环境的时候，久而久之，他会变得软弱。只有他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自己的想法之中，正确看待自己、挺直腰板、坚定立场，就会产生奇迹。

　　无论是在此岸还是彼岸，企业家精神，就是企业家的宗教!

　　道不通，则术不行

　　《德鲁克日志》在论述“精神的价值”时指出：“人绝不仅仅是生物生理学意义上的存在，而更是一种精神存在。”正如德鲁克所指出的：“只有同情能够拯救认知，我所担负的无以言传的责任的认知，是对精神的认知。社会需要一种精神价值的回归，——并不是说要抛弃所有物质的东西，而是为了使物质充分创造价值。”

　　企业家是谁?从何而来?因何而来?要到哪里去?为何而去?如果将企业家能力喻为“术”，则企业家精神应是“道”。道不通，则术不行。

　　企业并不仅仅是个利润的实体，它首先得是一个精神的载体。一个伟大的公司的必要条件，是建立起自己的企业家精神主导的独特的管理模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并受到这种哲学的主宰。无论一个人从事的是什么工作，事业成功的真正本质经常不在于其技术方面，而在于他所拥有的哲学思想。在企业家身上，这种哲学思想便为企业家精神的基本内涵。企业家不仅要在推动社会经济增长方面起到火车头一样的作用，还要以自己的精神为社会塑造一种气质。

　　一个缺乏积极企业家精神的人，即使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不可能将其内在的潜能变为创造社会价值的实际能力;不仅如此，还有可能利用其“才能”对企业、对社会价值的创造产生负作用，甚至是巨大的破坏作用。反之，一个具有忠诚、守信、责任感等精神素养的人，即使是力量弱小、天赋不强的人，也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人力资本价值的最大化。

　　企业家精神本质是一门智慧科学，也是一门有关“道”的科学。

　　“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企业家精神是领导者的圣经，是企业家的达?芬奇密码。对于一个在着五千余年厚重历史、亟需焕发青春与创造力的国度来说，没有什么因素比企业家精神更具核心价值的了。

　　中国，打开企业家精神这扇通往光明的大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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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者不惑——企业家追捧“国学”现象透视

　　遭遇治企之道、人生之道的困惑，对中国企业家而言，国学仿佛一个营养丰富的大箩筐，大智者谋道并致修身养性、治企之用，小智者取术以治企。术有穷尽，道无终点——道并不限于国学，每个人得到的道也会有差异。然，唯知者不惑

　　文/ 严学锋 陈捷

　　你国学了吗

　　刘刚很迷惑，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懂周边的人。什么叫中国、中国人?年近40岁，这个不惑之年，自己的天命是什么，是不是要等到50岁，才知道自己的天命?中国古代先贤是怎么确立自己天命的，怎么做事业的?身为上海佳展广告公司的老板，刘刚将解答的希望寄予了国学。他的理由是：经典的东西一定是有价值的，国学包括了人文，艺术，哲学等等，和中国有关的，自己都想去了解。正如很多中国企业家一样，刘刚读了EMBA，然而他感觉讲的都是“术”的东西，自己想要的“道”在哪里?于是，刘刚2009年上了南京大学国学班。

　　显然，刘刚并不孤独：和他同班的同学共40位。南京广厦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建也带着疑惑而来，他的疑惑来自于日常工作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些以民企老板、总裁为主体的企业家们，上国学的目的各式各样。然而，南大国学班的负责人王波一再表示：国学班口号是领导者的思想健身房，开国学班是为了让企业家开阔思维，如果企业家想通过这个来增加能量、得到什么，那可真是很麻烦了。

　　事实上，北京大学早在五年前即开办了国学班，其后各大院校的国学班如雨后春笋，各类的国学讲课、论坛也颇受企业家追捧。经过种种商业策划、专家推动、国学大师季羡林去世等，企业家的国学热已成燎原之势。王波笑言：这是个符号化、概念化的年代，过去企业家见面问你EMBA了吗，现在可能要问你国学了吗?然而，企业家追捧国学，除去跟风因素之外，根本上是反映了他们的迷茫与彷徨：企业做到一定程度后的无力感(如领导力)、财富观的困惑(是否做企业、做人以赚钱为本)、人生之道的渴望(人生的意义、方向)。在很多时候，企业家们承载的财富、资源也是一种压力。

　　当初决定上南大智慧国学班时，“智慧”一词让刘刚很兴奋：他正是求“知”而来。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中国企业家来自哪里?改革开放。30余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这一个群体，他们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获取机遇、引入西方管理方法治企之后，赢得了巨大的财富与满足感。然而，问题也在累积，对企业家而言，当传统的经营管理之“术”、人生智慧用到极致之后，“道”的问题便会凸显——事关身为企业家及生命个体的人生之道、治企之道。在这个时候，企业家或许唯有知“道”方能解不惑，找到自己的天命。然而，在现实中，对中国企业家而言，国学仿佛一个营养丰富的大箩筐，大智者谋道并致修身养性、治企之用，小智者取术以治企。术有穷尽，道无终点——道并不限于国学，每个人得到的道也会有差异。然，唯知者不惑。

　　知止

　　“经营企业‘知止’两个字最重要。我从12岁就开始投身社会，到22岁创业时就已经过了10年非常刻苦的日子，到今天我已工作60多年了。在香港我看过有些人成功得容易，但是掉下去也非常快，是什么原因呢?知止是非常重要的。全世界很多企业之所以失败，最少一半都是因为贪婪。”——华人首富李嘉诚如是说。老子“知止不败”、儒家“过犹不及”的思想为李嘉诚所推崇。

　　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知止”的典型。这个在中国企业家中率先喊出“让灵魂跟上脚步”的人，影响了众多企业家的选择。云南红酒业董事长武克钢听到王石的喊声后去修庙拜佛。在公司治理、管理上，王石亦可称为“知止”。将CEO权杖转交郁亮后，他常年攀山越水，公司董事会运作良好，知止同时成为公司的一张亮丽名片。河北德龙控股有限公司上市后，董事长丁立国将公司交给了职业经理人，“一年也去不了两回公司”，闲暇之余，他去学习了道家思想。

　　有趣的是，有企业家竟然通过放弃“智慧”来达到停止。上海万耀企龙展览公司总裁仲刚在将企业做到一定程度后，突然觉得这个行业没什么竞争对手了，工作没有什么挑战和乐趣了，经过主动找他人点拨——后来仲刚的决定是，不要去想智慧，放弃以前觉得是目标或者是追求的东西，反而觉得突然之间自己有空重新看一下自己在做什么、到底要什么。在没有去追求所谓的商业智慧和成功以后，仲刚转向追求做一些喜欢做的，其中一项便是公益，公司则交给总经理去管。推测看来，仲刚或许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有点大智如愚的意味。

　　“我觉得停止应该变成董事长的一种习惯。在发展过程中，要有意识地让自己停下来，我想我们国学班更多是应该提供这种机会，而不是像有些人讲的，学国学最后学到出家。”王波说，很多企业家把赚钱当成了目的，不停地赚钱，顾不上思考赚钱之外的问题。“大家都有一个痛苦的过程，就是第一桶金挖到手，成长起来以后，发财了应该干什么，以后的路怎么走?是拼命赚钱，还是换个方式思考，无休止的赚钱示是否就是最好的选择?大家都觉得这是个避免不了、亟需解决的问题。”许建说。

　　“道”“术”选择

　　知止而后有定。只有先知止，才能得到对以往人生之道、治企之道重新认识、调整的契机。而学习国学，可称之为企业家求“定”的行为。然而，究竟企业家们想从国学上得到哪种“定”?

　　国学，一直存在，近年热起来，其本身并无标准定义。在目前的各类国学班课程中，国学主要内容为儒、释、道。儒家治世，佛家救心，道家修身。南京大学国学班的国学课程是：先秦诸子、四书五经、禅宗、周易、道家养生、孙子兵法、鬼谷子、黄帝内经等。

　　让王波感觉明显的是，南大国学班的学员很关心“术”的东西，比如问办公室该怎么摆放，孩子名字怎么起——企业家问的大都很具体，比如对员工怎么管理，对此上课老师说无法回答。有个企业家表示希望把国学的东西运用到企业当中、统一思想上来，王波直言这种想法很可怕。“看风水之类，半信半疑嘛，伪大师很多，企业家们似乎没办法的时候就寻找一下，但是心里对结果一直是半信半疑的。比如风水，看完以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是回到现实中，他又会觉得，我能信吗?你想，大凡事业成功的人，他都是有一套自己独特的处事原则和做人之道的。他信大师，但要看谁是大师。所以我说企业家是挣扎的一代，挣扎的群体。”王波感慨道。

　　为求道而来的刘刚多少显得不同。刘刚上过中外大学商学院联办的品牌管理课程。“他们老师上来讲的第一句话就能够打动我：当你不爱你的员工，不爱你的岗位，不爱你的社会，你不可能做得出一个品牌，因为你这里面没有爱。只有爱客户，你才会设计让客户非常开心的产品。所以我就觉得奇怪了，中国的公司，一天到晚跟我讲怎么管人，但是他从来不跟我提这个字啊——我发现，当我不爱太太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离婚，当我不爱子女的时候，我就不会去关心他，当我不爱员工的时候，我就不会考虑他们中午是否有饭吃，不会关心他们加班后怎么回去，因为没有爱了嘛。”刘刚说，“我后来想，中国文化里面讲爱的有儒家，我就自然想去研究儒家。有国学推广班讲论语，还是在讲术，讲论语怎么管人。我想，缺少这个爱字，还是没法管嘛。到哪里能研究这些东西?南大哲学系国学班自然跳出来了。”

　　上国学班近1年，让刘刚觉得最有趣的一句话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才最可怕。这引申到一句话，人类失去信仰，世界将会怎样?”刘刚认为，信仰缺失责任在教育：中国的教育是让大家听话，信自己，与天斗其乐无穷，平时是教你怎么去考100分，很少真正讲“道”的东西。

　　王波同样对教育中传统文化的缺失表示了遗憾：小学、中学、高中的教育，没能够全程普及传统文化。“你看台湾人，温文尔雅，传统文化传承的不错——大陆企业家存在巨大的历史文化断层，例如有些企业家谈到历史让人啼笑皆非，他会告诉你张居正跟岳飞打仗。”王波说，很多企业家不了解传统文化，老师只要讲一点古文，学员就听不懂，所以都是用大白话上课。

　　“事实上，我总觉得我们这些人是没有什么国学根底的，这是首先要剖析的一点。即使有，也只是只鳞片甲，不够系统，因为从小就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后来通过零碎的信息渠道在脑子里对国学有了一些朴素的常识，但有时候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参加国学班，实际上就是扫盲。”许建说。广厦置业给业主、一些中小学发了一些国学经典的书籍，“目的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能够接触到这些国学经典，他们应该接触一些国学的东西。”

　　无用之用

　　学以致用，天经地义。如果说术直接可用，道则可称为无用之用。当企业家“得道”，便是得修心为人、治企之道。在这个意义上，道和术是统一的。在王波看来，企业家学国学可致二用：重新认识人、更有思维能力。

　　重新认识人，加深对人性的理解。比如，儒家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板晚上花天酒地，第二天可以11点到办公室，助理晚上陪老板到12点，次日早上8点钟上班，这是违背人性的。如果践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板对待员工的理念、方法自然会改变。

　　“历史上，最坏你事的，是你身边的人，过去都讲20/80法则，害你的人一定是每天跟你称兄道弟的人，因为只有他是最熟悉你的——人是最有领域感的动物。你看农民，盖个房子垒个墙，还养条狗，告诉你，这是我的地盘，你别来侵犯我。所以传统文化里很多对人性的把握，对管理是有用的。”王波说。

　　传统商科的教育是鼓励企业去做大、做强、专业化、多元化，企业家每天想着这些问题，而南大国学班则首先讲人、组织的生死观。“如果说向死而生是人的态度，做企业如果也能够向死而发展，可能会去享受这个过程，而不是每天想着另外的路径方向。”王波说。

　　现在很多思想教导做企业要守正出奇，懂得四两拨千斤。企业家是该顺应规律还是以小博大?比如，南大教授徐小跃并不专门谈企业，他讲餐饮，一直讲顺应规律的问题，即要顺应自己的能力，跟自己的状态匹配。王波很有感触地说，在条件相较优越多的情况下，目前人类的体质跟过去相比是全面下降的，女性的生育能力也是大大下降的，外婆辈生7、8个孩子很寻常，现在动不动就剖腹产——徐小跃认为，违背自然已成为人类的常态，比如冬天吃西红柿。顺应就是，比如那个地方只产土豆，你就吃土豆，夏天快到了，你就吃原滋原味的西红柿。然而，由于“斗”的思想，吃不到水果就搞大棚，这种违背规律的做法给生活带来表面的繁荣——仲刚表示，目前农业的基本理念有很大的问题：所谓的“人定胜天”或说高科技农业。从根本来说，人只有制造了符合原始规律成长的食品才是对人类有利的食物。人类用了太多的化肥、农药，是在迫害自然界、环境。

　　一种科技的发展可能带来人类某些与生俱来特质的消失。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西方人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了——他们做企业特别追求生存的质量。在这点上，许建和王波的看法一致。“传统文化是基础，补了做人的基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都是最朴素的世界观，但也是最严肃的世界观，人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就要遵循自然规律，破坏自然就要受到惩罚。”许建举例说，“过去讲路越直越好，南京到六合的路，笔直笔直的，中间没什么拐弯，一直就开到六合了，我们恨不得一直笔直的开到北京就好，省钱，又快，实际上道路过于笔直了，交通事故的概率是非常高的，很累，始终看着前方一个方向，现在新修的高速公路，都是弯的，大方向是往这个地方走，但是必须有曲线，自然的河流也是如此，没有一条河流是笔直的，都是弯的，人也是一样，每天早上起来心情挺好，中午达到最高，然后慢慢又下来，要睡午觉，这就是人的规律。而具体到管理来说，管理的两点之间不是一条直线，而是障碍最小的曲线。”

　　国学中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比如讲到中国能源危机，就要让企业家体会什么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此，刘刚的理解是，公司是个小国家，整个经济体系需要小的经济体系来支撑，公司就是当中的细胞，当细胞不健康的时候，人是不会健康的，癌症即源于细胞变异。对于在企业管理工作中浸淫了数十年的许建来说，他承认，在有了丰富的实践之后，再去听老师讲一些传统文化的道理，常常有醍醐灌顶之感。“我们要做的就是认识人、事、物，梳理其间的关系，从而具备相应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国学远远不只是儒释道三家，但这三家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宣扬一种博爱的精神，宣扬怎样把爱奉献给别人。具体到我们企业来说，就是如何搞好社会责任的问题。”许建表示。

　　广厦置业母公司天一创业投资公司董事长沈长明在以道治企上颇具特色。沈长明对国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把员工装在心中这个问题上，提出首先要理解员工，其次是尊重员工，再次是爱护员工。沈长明还分别引用了《老子·四十九章》所说：“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其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以及孟子所言“得其民有道：得其心，其得民矣”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方太集团总裁茅忠群同样热衷国学，在儒释道中最推崇儒学，认为儒学运用到企业更接近于现实，他将仁义礼智信的思想运用到了企业管理中。

　　悟道

　　上国学班近1年，加上平时主动研道，刘刚显然收获不小。他认为，人的成功需要三个条件：能力、热情、运作之道，前两项都是正数，当道是负数结果就是负数。作为企业家，刘刚对治企之道的探索可谓富有典型性。他坦言，使用过中国式的管理(粗放式的，老板一切亲力亲为)，后来引入了西方式的管理(条条框框，细到走路怎么走)，但发现都不顶用。刘刚现在走入第三个阶段：哲学式管理，即把自己的梦想、想法跟员工说，得到他们的认可、喜欢，让他们为之奋斗。

　　在儒释道中，刘刚表示并不偏向哪一方。他治企的原则是：道法自然，以心为本，本立而道生。这显然是道家加儒家的东西。刘刚公司墙上挂着一条幅：让爱充满世界。他表示这是公司的方向：最终还是要爱护自然、世界，不去恨别人，当某个人多赚自己50元，他就以为是做了施舍——这又是佛家思想。

　　秉承“爱”的理念，刘刚表示，人生的最大意义是让更多的人快乐、健康成长，因此他的想法是让别人开心、赚钱——在这点上，他的做人之道、治企之道完全统一。“客户说，这个货架我想便宜3000块，我说便宜3000你能开心吗?他说可以。我说那就便宜给你了。员工说想加工资到2500，我说2500你能开心吗，开心啊，那就加到2500——中国人都不会提过分的要求，历来是忍辱负重的。当然如果他提过分的要求我也会问他有什么本事。我想，当他哪天主动跑来让我加工资，我已经失败了。”刘刚表示，公司的机制是每年给员工工资上涨15%，不会去开除员工。而公司每年增长超过30%，刘刚表示，这说明还可以做更多可以让员工、自己开心的事情，开心比什么都重要。

　　通过“中”字，刘刚对国学乃至一切的道做了自己的统一：刘刚最认可的是中国的“中”字，就是中庸，过犹不及。“不要说哪个思想好，哪个不好，只要是好东西，我们都能拿来用。用好了，就是中庸之道、中国之道。中字嘛，非常平衡，像个陀螺站在那里，非常简单，你把阴阳两个字放进去也可以，一阴一阳，上面顶天，下面立地，当中串起来，不就是我们的人生吗?圆满的人生。”刘刚说，“富士康的福利不错，也有很多条条框框，但是他没有了解一个‘道’的问题，那就是人生来不是全为了工作。”

　　这种对“中”的认可也涉及到财富观和生死观。“我平时不加班，看到一些老板很忙，就问你这么累干嘛呢。他说赚钱，我说赚钱干嘛呢，他说赚钱做好事。我问做了好事以后呢。没有了。”刘刚说，“人来的时候是四个手指包着大拇指来的，走的时候是各分一块走的，一分钱都带不走，几百亿有什么用。当一个人能够笑谈生死的时候，可能基本上我们接近于道了。老子，大家都不知道老子的生死，重要吗?不重要，他的思想在，他不就是活的吗?很多老板不敢面对生死，拼命地把车子、房子搞得很好——躺下来，在稻草上和席梦思上是一样的，都是睡觉。如果我们留下的东西，能够让后人不断地去做，这才是我们成功的。”刘刚说，自己终于一天会死去，既然是公司，已经是公共的场所，不一定是个人的，所以只要把儿女教育好，他们不一定要继承衣钵。

　　作为个体，刘刚的困惑是理解自己的人比较少。“你看悟字，竖心旁，五个口，那你就经常跟人交流嘛，用心跟五个人交流，这五个人也用心跟你交流。如果你能找到五个跟你用心交流的朋友，那你这一辈子真的就能悟到道了。”刘刚说，自己已经建立了这个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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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家领导力危机与重塑

　　中国企业家能否找到打开幸福生产力时代的钥匙，将关系到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自身解放和救赎，也是新阶段中国企业家领导力重塑的重要途径

　　文/ 郭洪业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众多知名企业经营困难，劳资矛盾激化。但是当失业问题成为我国强化经济刺激政策的主要“动力”时，沿海地区仍然我行我素地闹起了“民工荒”。与之相呼应的是，白领跳槽频繁的现象也成为我国城市从业者中普遍而严重的现象，遭受社会舆论严重质疑的不仅仅是这些企业，更是对这些企业家的质疑。

　　有调查显示，与国外企业家相比，中国企业家在“道德”方面的负面性更为突出，其集体社会形象远比国外的同行要低。而与此同时，对企业未来的焦虑、不安、对生活丧失兴趣、缺乏安全感等种种不良情绪似乎对中国企业家群体更情有独钟。

　　在消费领域，国人对品牌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和品牌的创始人企业家密切相关。而“三聚氰胺”事件直接引发了全行业的集体性灾难，此种情形世界罕见。事实上，中国企业家不仅面临着社会质疑的考验，企业内部危机也逐渐显山露水，已经酿成了一个个分崩离析的“杯具”。

　　这些最终都指向了一个问题：中国企业家的领导力究竟怎么了?

　　不确定的明天

　　对于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苏勇教授认为，这说明我们企业快速成长的阶段，或者说粗糙经营就能够获利的阶段慢慢在过去。以前在企业高速成长的时期，企业依靠非常简单的管理就能够获得可观的利润，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们说竞争越来越激烈，国际上经济形势变化也很快，确实也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比如说今年春节以后的招工难，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对我们的企业家经营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方面企业经营面临越来越复杂的环境，需要企业家与时俱进，但另一方面，企业家却变得越来越“脆弱”，甚至有人发出了企业家也是弱势群体的感叹。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企业家自身的信心失落以及危机感的增强。

　　“随着国资监管体系的完善，对企业业绩考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导致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方面的一些弊病暴露得更加充分，这些弊病严重阻碍了国有企业的发展，这也会使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感受到比以前更加重的压力。所以我们也会看到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一些状况。”对于国企高管负责人领导力的危机原因，苏勇教授给出了这样的看法，“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今天不知道明天。今天在位你是董事长、总经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你拿掉了，而且这种事可能是没有任何先兆的迹象。或许是因为领导换了，或许是因为其他种种原因。像这种问题，他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从这方面来说他就很难有把事业长期发展下去的动力。这就造成我们很多国有企业行为都是短期化的。”

　　苏勇教授认为，另一方面对他们个人而言，他们也会感觉到似乎前途不是很有希望。今天我拼死拼活做，做得好倒没什么，做的不好还会受批判，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即便我做得好，但我今天可能还会在这里做，明天不知道还能不能在这里。

　　民营企业家虽然不存在国企领导面临的问题，却也有其忧虑所在。“民营企业家担忧的主要是企业生存环境，因为他们感到国进民退，在这种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很多地区政策也好，资源也好，都在向国有企业严重倾斜，我们从整个改革开放的思路来讲，国企应该退出完全竞争性的领域，但是我们现在慢慢看到比如说房地产领域，国资央企也深度涉足，在政策，资金等方面，民企无法和国资竞争。”苏勇教授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家最为担心的是企业还能否发展以及如何发展下去，这种对未来的担心构成了诸多民营企业家心理焦虑的重要内容。”

　　领导力危机背后的责任缺失

　　员工的频繁跳槽，在团队建设方面殚精竭虑却常常效果不佳，都造成了我国企业家精神压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国企业家领导力危机的重要表现。

　　“民工荒”与白领跳槽现象本质上都是一脉相承的，其背后的逻辑是员工作为价值创造的主体，却难以享受到企业财富增值的成果，相应地企业家在享受着丰硕的物质成果的同时，也独享了社会的荣耀与光环，但在企业的小王国里，这些企业家却是一副招人怨恨的“暴君”形象。一些企业包括知名企业，基层员工的年流失率几乎可以达到100%，很多所谓的白领性质的工作更是如此，很多白领每年都在跳槽，能保持三年不跳槽的员工甚至不多见，曾有一家知名企业的车间主任向记者介绍，其所在的车间400名基层员工，三年的流失率不足10%，自认为足以堪称珠三角企业中的奇迹了!

　　员工跳槽行为普遍，白领离职现象，成为挑战中国企业家领导力的严肃问题，对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苏勇教授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的内部管理造成的，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很不注重培养员工的忠诚度。一项关于中国白领跳槽的调查显示，有6成以上的白领第一份工作未满一年即跳槽，企业和员工签约的时候恨不得和其签一年甚至半年的合同，这样它解雇你的时候不需要补偿，签长期合同的话解雇的时候补偿就比较多。企业要用你的时候拼命用你，一旦不要用你了，它觉得你没有利用价值了的时候，就让你走路。而且不大愿意在人才身上投资，不大愿意考虑员工的发展需求，都是短期化行为，企业恨不得员工什么都是现成的，经验是现成的，知识也是现成的，什么都是现成的，拿过来就可以用。但是一旦用过两年三年，发现员工知识结构也落后了，各方面跟不上企业发展需要了，那你走吧。这种情况下很难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

　　尽管冒了巨大的离职成本和风险，但依然阻挡不了中国白领跳槽的热情。但如果认为中国白领跳槽频繁的原因仅仅是为了取得更高的薪水，似乎并未找到其本源，实际上部分跳槽者并非如此甚至截然相反，甚至减薪也要跳槽。这些白领追求的是工作的幸福感和成就感。无休止的加班，甚至吃饭都要挤出时间，晚上做梦都会梦到被老板骂的情形，这样的白领自称为“白领炮灰团”。在这种情形下，员工毫无忠诚感也就无可指摘的了!

　　而这一问题的更深层次问题，则是我国众多企业缺乏必要的利益分享机制，普通员工难以从企业的发展中分享必要的成果，却承担着企业低成本运作偏好下的主要风险，这种不对称的劳资问题，成为中国企业中普遍存在的状态。

　　诚信被认为是企业家绝对不可妥协的原则，而今天，我们身边的事实却截然相反。尤其在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的内幕交易、虚假信息披露等等，加上此类公众公司处于媒体高度的聚光之下，企业家诚信危机时有所闻，也给中国企业家的集体形象造成了严重冲击。甚至企业家个人的诚信问题，成为影响企业生存和品牌价值的重要因素。有识者早就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肯德基在中国出现苏丹红事件，很少有人觉得肯德基的老板是混蛋，而会很自然地认为是一个技术环节出了问题?为什么科龙电器前董事长顾雏军一出事，整个中国家电行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陷入低谷?

　　由此可知，部分企业家领导力的危机，更多的是源于企业内部的机制紊乱，偏重价值创造而漠视价值分享、重视管理效率的提高而轻视员工创造性价值的发挥，这种不可持续的管理模式随着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而日渐严重。中国企业家重树领导力，必须首先正视这些问题的存在。

　　幸福生产力时代的使命与救赎

　　“如果我的企业的员工在上班前，女员工在梳妆打扮的时候，男员工在整理领带的时候，会非常的愉快而不是愁眉苦脸地面对新的一天，那会让我很有成就感。”曾有一位民营企业家这样向苏勇教授袒露胸襟。

　　这是一个民营企业家的梦想，更是其内心苦恼的流露。伴随着让劳动者更有尊严，体面劳动等呼声的高涨，隐隐为我们开启了幸福生产力时代的影子。

　　“幸福生产力”是个国际性概念，这种生产力以人的快乐程度为指标，关注员工的可持续发展和成长性。“管理学中很早就发现了这样一条定律，开心的员工是高效率的员工。如果一个员工每天工作时情绪低下，充满埋怨，那他的工作就会容易产生失误，劳动效率也会显著降低。”苏勇教授说。

　　幸福生产力时代作为一种趋势是难以阻挡的，它给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提出了并不陌生却相距甚远的新课题。同时它会产生一种重要的副产品——员工忠诚度的大幅提升。而做好这一点，苏勇教授认为应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整个企业文化要好，让员工能够看到在这个企业里是有盼头的。整个文化的氛围要是非常好的，讲公开、公平、公正，只要你能够努力工作，是会有前途的，而不是靠和领导处关系。

　　第二，从高管来讲，要仔细地研究员工的需求。员工人与人是不一样的，作为高管要考虑每一个员工，目前的需求在哪一个层次?如果他们目前工资很低，希望努力提高收入，那作为领导就必须要努力提高其待遇。另外一些公司会选拔一些骨干，比如很多企业有优才计划等等，这也是能够留住骨干的措施。

　　伴随着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推进，员工持续发展的价值将不断被发现，我国庞大的社会需求在营造了巨大的产业机遇的同时，也给伟大的企业的诞生预留了空间。

　　伟大的企业和伟大的企业家总是相伴而生，中国企业家能否找到打开幸福生产力时代的钥匙，将关系到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自身解放和救赎，也是新阶段中国企业家领导力重塑的重要途径。战略营销专家薛旭认为，中国企业欲成为世界名企，需要完成基础战略管理的革新，这种革新同时也是中国企业家领导力的重塑过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被盛赞当今世界为数极少，对世界商业形态产生重要影响的玫琳凯?艾施，其管理哲学以“满足员工需求”和“公平待人”为出发点，注重每一个人的价值，强调坚持原则和以身作则，鼓励积极参与和冒险尝试。在玫琳凯公司，公司鼓励员工分享个人生活的快乐的一点一滴，正是这种鼓励分享的做法，让员工以享受的心情投入到工作中，这种积极的情绪也影响到顾客身上，拉近了公司与顾客之间的距离，创造了不朽的营销传奇。正是这样的管理哲学，让玫琳凯本人能够走上事业的颠峰，成为商界的传奇女性!也许这便是新时期中国企业家重塑领导力的借鉴之道。（《董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