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伦路999号的大花坛内，原本种着3棵“风水树”，四季常青。它们正好象征着999号内3个英特尔的封装测试工厂——CPU、Flash存储器和芯片组。三棵树中，左边那棵“工龄”最老但枝叶稀疏。今年2月中旬，当记者透过厂区外围的铁栅栏看进去时，它已不在。前英特尔Flash封装测试厂设备主管朱伟文告诉记者，去年年底，随着落户最早的Flash厂停业，这棵象征性的树也应了“风水说”，被连根拔去。另两棵树一年后也将消失。与它们一起消失的，还有2000多名昔日安逸无忧的全球头号芯片厂员工。一切都突如其来，又势不可当。他们将何去何从？等待与决断的过程，往往最为煎熬 2009年2月5日，牛年春节过后的上班第一周。伴着一场千人大会和千封特别邮件，一个“噩耗”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的英特尔人头顶上轰然炸开：未来12个月内，位于浦东的这家封装测试工厂将全部整合并入成都工厂。所有员工的英特尔生涯都将受到影响，乃至终结。
摆在两千多人面前的，大抵有三个选择：去成都、去大连、离开英特尔。但对大部分上海员工来说，答案很可能只有最后这个。
现场直击
员工：人人自危，三缄其口
“英特尔迁厂”公布后一周，记者来到了外高桥保税区的这家封装测试工厂。
偌大的厂区内，刚吃完午饭的员工成群结队散着步，有的坐在厂门口的水泥墩上抽烟、晒太阳。他们脸上的表情平静，步履缓慢。这些年轻的身影，让人恍若回到大学校园。
的确，在2009年他们又将面临“毕业”，甚至要和15.8万应届高校生一同竞争上岗——这竞争者中，还得加上2008年年底被其他大型公司裁掉的一群高学历人员，以及今年3月底可能出现的外资企业集中裁员后的“大潮”。
在距正门稍远点的地方，记者拦下了几个正在散步的员工。他们看了看四周，先互相推诿，后三缄其口。“厂区有摄像头。都快失业了，你找其他人吧。”一个来自广东岭南的技术员说完，走了几步，又侧身指向停在厂区内的班车：“原来一共44辆，现在只剩28辆了，你自己看吧。”问他会不会去成都或者大连，他说不知道。问他会继续留在上海找工作吗？回答还是不知道。
一位刚从英特尔离职的HR通过朋友辗转告诉记者：“现在人人自危，就算现在还上班，也可能随时失业，所以大家特别谨慎。”虽然“不告诉”媒体，但有员工透露：大家吃饭、散步时谈的都是“这件事”。
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曾说：“经济衰退是你邻居丢了工作，经济萧条是你丢了工作。”如此说来，即便有炙热的阳光照在身上，他们依然会感到寒冷。
出租车司机：连带“失业”
感到寒冷的，不仅仅是英特尔人。“外高桥办事处的同事被‘害’了。那十几个每天做英特尔物流、国际快件的操作员，这下也等于没了工作。”论坛里，有人在替别人喊冤。据他推算，与英特尔相关的下游企业至少有上百家，搬迁将使其中一些本地的包装、物流企业受到巨大影响，甚至关门。
更为直接的影响，莫过于一溜排在厂门口候客的出租车。有五六个出租车司机正在闲聊。“去年圣诞节后就不好了。”大众出租的陆师傅诉苦道。原先，他的生意24小时都做不完，每天睁开眼，把车直接空放到英特尔厂门口开始等客。“大清早，起码有50辆空车停着，很壮观的。”
彼时，英特尔员工很大方，出门就招手，“来往紫竹园区，或者外出办事。”一辆车平均一天能跑十几趟，都是一个来回能赚200元的长途。“一个月赚1万元是不稀奇的。”
可现在……
他们七嘴八舌述说：“一天只跑两三趟，都是十几元的短途。”“能保本就不错啦。”在场的司机，其实都算是英特尔的“老员工”，1990年代建厂后就来了，一做十几年。“原先这个时候，”陆师傅抬手看手表，“门口没有空车，都是来了就走，很忙。”而宣布迁厂后，员工们紧缩开销，午饭在食堂解决，外出次数直线下跌。
其实，英特尔厂区内设有专门的大众出租车点，但司机现在都不愿开进去。“反正没生意。”他们的脸上，写着愁字。
困局中的英特尔人
直到截稿，迁厂换岗的细则和遣散费的计算公式仍停留在决策层悬而未决，预计本月底公布。
遥想1994年11月，英特尔成为第一家进驻浦东外高桥保税区的大型生产企业，也是那里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14年过去了，这座实现了“CPU中国制造”的标志性工厂，却正准备从上海这片土地上起身、离开。
“简直怀疑自己在做梦”
在英特尔干了7年，生产主管卫旭栋习惯于每天清晨起床，迎着朦胧天色，赶7点半的公司班车。大巴在浦东宽敞的马路上开得飞快，十几分钟就能进入厂区，穿越减速带，绕过大花坛，停在“PD2”厂房门前。当全厂44辆大巴齐刷刷列队完毕时，场面十分壮观。
然而今年2月5日，他还未在办公室坐定，部门经理的电话就到了：“8时30分，所有员工去Bum房间开会。”那是整个厂区最大的会议室，卫旭栋到时，会议室已被1000多人拥得水泄不通。越过同事们的头顶，他发现主持会议的竟然是英特尔副总裁兼封装与测试事业部总经理布莱恩·科兹安尼克。“肯定有大事发生。”紧接着，他就听到了那个消息。
“无法置信！当时简直怀疑自己在做梦！”瞬间的错愕过后，卫旭栋和同事们情绪激动，“之前没有听到任何风声。况且我们有全球唯一一条最新产品生产线！”会场气氛变得喧闹、紧张，甚至有人相拥而哭。
产品部门的章娴文也在人群里，她心中的震惊来自公司的出尔反尔。就在春节前（1月22日），英特尔总部宣布终止其在美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的5座工厂，有五六千人的工作受影响。当时，老板告诉大家，浦东工厂不会关，他们是安全的。“我们厂还一向是英特尔内部的优秀典范。”众人因此安心过年。不曾想躲过了初一，没躲过十五。
会议持续了大约两小时。台下，许多员工大声喊：“为什么！”不断有人提出质疑：“大规模迁往成都风险有多大？”“再遇地震怎么办？”卫旭栋没有发言，中途离了场。“老板站在那里，表示主意已定。他不是要征求意见的，只是来安抚情绪。”他第一时间给太太打了电话，太太的反应同样是难以置信。
散会后，工厂立即陷入全面怠工的局面。当天下午所有的会议都被组织者取消，全厂从下至上都停下了工作，情绪低落。茫然的员工们一直聚集在食堂、会议室，互相交流着所谓的小道消息，讨论彼此去留的问题。
之后整整4天，英特尔的浦东生产线消极停工，产量下降了2/3。
“我不愿背井离乡”
“我知道很大一部分上海人和我一样不愿背井离乡。”思考了一周，卫旭栋已经下定决心：辞职！而同级别的章娴文则保持观望。
卫旭栋的太太在一家日企做内勤，月入6000元，工作稳定。宝宝刚出生半年，喜欢爬在父亲身上玩耍，正要牙牙学语。这一切，切断了他举家迁徙的念头。“去外地会牵涉很多方面，社保、教育、太太工作、父母安顿……孩子读小学了还能考虑，现阶段不行。”虽然前年在成都的半个月旅游至今意犹未尽，但涉及家庭和职业前景，他很果断。 卫旭栋月薪15000元，房贷只占1/10，月固定开支大约五六千元，所以经济压力并不大。谈及迁厂带来的影响，他淡淡一句：“需要另找一份工作，这就是所有的影响吧。”
事实上，迁厂令他一家三口的保险计划滞后了，换车计划也推迟了。本想买一辆蒙迪欧跻身“成功人士”的他，如今“跻身”招聘网，像个新手一样投送简历。
“普遍撒网，重点培养。”这是卫旭栋和同事们默念的口诀。在这个难捱的冬天，虽然遣散的哨声还未吹响，但PDAT（浦东封装测试厂）的员工都已经开始各寻出路。“生产线的产量最近减少了一半，大家有空就浏览招聘网。同级别的人还经常分享招聘信息，毕竟现在也无需遮遮掩掩了。”
在PDAT，上海员工约有1400人，不愿“背井离乡”者不在少数，“我手下的工程师都不愿去。”卫旭栋说，只有月入3万元以上的部门经理们蠢蠢欲动。
网上也有人讨论，哪类上海员工会跟去外地：“第一类，刚毕业就进英特尔的大学生（单身）。经济不稳定，他们没得选。难道要离开500强，去和刚失业的资深同行抢饭碗？第二类，孩子已长大、职位不低的中年人。要在上海找份同样级别、同样收入的工作，那真是不可能了。”
据记者所知，有一批员工已借调至成都上班，仍拿着上海的工资。他们大多是单身的外地员工，无论天南或地北，一样都是闯荡。
“1500元我就做”
变故之下，心情较为平静的，大约属前操作工李凤莲了。她最新Update的身份是：孕妇。
去年年底，李凤莲经历了人生的三级跳。9月，她内部竞聘转了岗，级别提升；10月，与相恋多年的男友办了婚礼；11月，确认怀孕请了长病假。
2月5日，在娘家安胎的她间接得知工厂发生了变故。“知道关厂是迟早的，没想到那么快。”她告诉记者，老公平时在浙江打工，每周五回家，“如果没结婚，也许会考虑去成都。”
李凤莲是浦东本地人，毕业于上海某航校机电专业。2003年，还在读书的她被英特尔提前招入。那年，公司对操作工的需求量很大。这真是一块香饽饽，虽然基本工资2000元不到，但各项福利累积，月收入也有3000多元。有些奖金还是发美元的。
在这次受影响的2000多人里，一线的操作工有900个左右。他们大多是浦东本地人，毕业于中专或技校，每周倒着三班或四班。“一天做12个小时，点到19点。一周做三休四，7或做四休三。”这样的工作强度不算大，除了倒夜班后的黑眼圈，李凤莲都很满意。
生产线上的其他员工和李凤莲一样离不开上海。公司放映成都、大连工厂附近的景点片给他们看，“确实很美，很羡慕那边的生活方式。”但对旅游最远只去过江浙一带的他们而言，举家搬迁的花费太昂贵。
听说英特尔对孕妇比较人性，即使工厂搬走也会养着她们，因此，去年Flash厂关门时，先后有不少女职员怀了孕。对此，李凤莲并不清楚。生完孩子工作怎么办？遣散费能拿多少？这些她统统不知道。
关于将来，她不贪心。“现在都什么时候啦！能有工作就不错了，稳定点就好，1500元就做。”想了想，她又补充道，“还得看交通情况和福利。”
她计划抽空去考些技术证书：“附近的小公司只看具体的工作经验，不相关的不要，就算英特尔出来的也没用。”
“离开公司，我们百无一用”
看得出，朱伟文的心情依然有些低落。相对正困在局中的2000人，他算是先行者。
2008年11月底，时任英特尔Flash封装测试厂设备主管的朱伟文最后一次来到英伦路。在人事部办完离职手续，走出大门时，他发现花坛里的“风水树”已被连根拔去，这又让他平添了一份伤感。
由于连年亏损，去年，英特尔将Flash厂拆分，与意法半导体合并成立了新公司。原计划会接收所有老员工，但大家最终被“原地解散”。当时他们实行的“N+4”补偿方案，则被视为此次的模板。
早晨八九点起床，投一会儿简历、浏览一下新闻、出门转转、看看电影——这就是朱伟文的“无组织生活”。
眼下的职场，留给大专学历工科生的机会不多。失业3个月，面对一次次网投无果，他苦笑着说：“信心快被磨没了。”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朱伟文把月薪期望值降到了5000元——比英特尔时期少了2000元。其主攻的岗位方向为生产、电子电器和设备维修，“其他也做不了。”
这一点，卫旭栋颇有感触：“我们的知识和技能都在半导体行业里，了解最多的是英特尔系统。离开公司就百无一用，没有核心竞争力。”
卫旭栋说，单看51job上，符合要求的岗位有150个，但投出去后至今杳无音信。一些早期离职的同事也在想办法为他们提供岗位，但合适的不多。“希望拿到赔偿金后，能找到一份收入别减太多的工作。”
制造业内迁，难挡之势
英特尔下游企业的销售高先生告诉记者，业界老大正用实际举措宣告：半导体行业危机正大面积入侵中国。这句话，世界第八大芯片制造商的CEO也曾讲过。有人分析，随着经济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电子类产品的需求首当其冲。作为世界芯片的主要制造生产地，亚洲芯片制造商普遍承受巨大压力。“我们感到意外，不是危机波及了中国，而是英特尔看到今年可能出现的亏损，就马上做出大动作。它在去年四季度可是盈利的。”高先生说。
据国外媒体报道，2月19日，英特尔又宣布在爱尔兰裁减200～300名员工——即使董事长克瑞格·贝瑞特上月刚保证，不会立即在这所工厂裁员。
看看英特尔去年第四季度的财务报表：净利润2.34亿美元，仅为前年同期（23亿美元）的10%；2009年第一季度，公司很可能“破身”，遭受20多年来的首次亏损。半导体业进入了“微利时代”，与数以亿计的遣散费相比，更昂贵的人工、生产成本更令英特尔闹心。
2007年，四川省出台了一系列电价优惠政策，每千瓦时电费能减少1/3左右。以芯片工厂的庞大耗电量计算，单成都电价就充满诱惑。人力成本差距更惊人，有调查称，上海操作工和Office员工的平均月薪是成都同行的1～1.5倍。
业内分析师称，英特尔训练出来的员工有望受益于产业复苏。“整个长三角已成为全球封装测试的重镇，未来两年，将吸纳更多熟练的工程师。”但对朱伟文、卫旭栋、章娴文、李凤莲等人而言，这句话只能算是“美好的安慰”。
2009年伊始，日本已有40万电子企业员工成为无业游民。1月12日～17日，美国首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达58.9万。此外，微软、爱立信、MSN、摩托罗拉等跨国公司，都在剧烈“瘦身”中。
更坏的消息是，这些还不是最坏的消息。市场分析公司预测，2009年全球半导体产业将继续下滑28%。
眼见身边的各大企业群起而裁之——松江出口加工区的达丰电脑裁员2万并将迁厂常熟；联想、中芯、华为等同行也在经济危机下冻结了岗位……等待丰厚的遣散费，似乎是英特尔人目前唯一能抓住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