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听说您一直在使用微博、微信这些很前卫的网络工具，您已七十多岁，还对这些新事物保持兴趣，这算是您的另一个“我”吗？

柳传志：这个比较简单，像微信、微博，都是极为简单的工具，凭什么我不会？微博是了解社会整体状况的一个有效渠道，但是我只看，很少写。微信倒是很常用，我有很多个群，比如公司的最高管理层，大家经常在里面互相交流看法，也不用一定坐下来开会，很方便。另外，我还有自己家庭的群，还有包括兄弟姐妹在内的大家庭的群，还有同学的群，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群，等等。每天看看这些就忙得不得了，这都是正常的，不能算什么新事物。

如果说我现在还能做联想控股的领导人，最起码的一点，就是在某些方面，还有不亚于年轻人的思维和能力，这才有资格坐在这儿工作。如果只是为了自己还有存在感，而不是对联想这家企业有好处，我绝对不会做这样的工作。

比如2000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在工作之余，研究关于IT产业、互联网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精力有些跟不上了，就立刻决定不做联想集团的CEO了。另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在做企业方面，领悟了一些更深刻的内涵，可以帮联想拓展新业务，丰富新领域，就从事集团战略和拓展业务诸如投资等方面的工作。

事实也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如果联想集团一直沿着高科技产业这条单一的路走下去，今天可能处于一个比较危险的境地，经过集团业务的多元化，联想控股降低了这一风险，能够继续发展下去。联想和我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互相需要，如果联想不需要我，我还坚持不走是不行的；如果还需要我，我自己却不想干了，那也不行。

记者：：您有很多圈子，特别是4月的绿公司年会上，您还亲自操刀做主持人。在不同的圈子，您是如何转换角色的？

柳传志：不管是在企业家，还是在其他圈子里，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特殊价值的。我们从做实业起家，后来又涉足投资等其他领域，从中提炼和总结，怎么把事做得更好、更扎实，我自己有比较深刻的了解。特别是我更喜欢的实业，是非常有挑战性的，怎么把产品做好，又通过营销手段让人家了解和接受，这里面充满了想象力。

联想控股下一步的发展目标是整体上市，需要我们在几个行业里都要做到领先，这必须要有创新，比如联想之星，虽然属于投资这个领域，但是我们就想做得与众不同。虽然我的年龄相对比较大，但有了前面的积累和发现，又保持某种活力，在守正出奇的时候，我可以出“大奇”。

回到主持人这个话题，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觉得现在很多会议和论坛，越来越流于形式，而不注重内容，比如通常要有很多重要人物出场，这样显得规格很高，但是内容比较散，讨论不充分，问题说不清道不透。既然我要主持这个会，就要改变这些现状，在保证内容集中、丰富的前提下，通过更活泼的形式展现出来。

我有想法，也有能力这么做。

记者：：您最近又提到，自己当年创办联想时，就是觉得日子再这么过下去不行了，您能否具体谈一谈，当年是什么让您有这样的想法呢？

柳传志：我的想法就是，不愿意庸庸碌碌地活着。

人通常分两种：一种是“过日子”的人，一种是“奔日子”的人。出于自己和家庭的考虑，努力过更好的生活，实现一些目标后，按部就班过日子，享受家庭的乐趣，这是所谓“过日子”。

还有一些人，宁可冒着风险，也愿意向前冲，寻求更大的人生价值，这些就是“奔日子”的人。当年我就觉得自己是“奔日子”的人，有了这个想法，再回想自己之前40年的沉默生活，就觉得更憋屈，当时的体制只要有一点缝隙，我就要坚决地钻出来，自己创业。

记者：：“奔日子”的人，通常是比较辛苦的，在做企业的过程中，您有没有过要放弃的想法？

柳传志：肯定辛苦，而且也有风险。我有一些大学同学，很平稳地度过一生，也都挺好。还有一些计算所的老同事，当年也是下海创业，结果却不怎么好。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我就不觉得辛苦，真是这样。你看美国的篮球运动员，身体多壮，中国篮球运动员根本没法比，他们平时肯定做大量的肌肉训练，吃很多苦，才有这样的结果，但他们心里一定很高兴，愿意这么做才能练出来。做企业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为什么不高兴、不愿意呢？

联想创业时，中国还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有很多需要改革的旧制度，我们要有所突破，难免会走到红线面前，要非常谨慎、小心，这些事让我不高兴、不愿意。如果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大家在基本规则下进行良性竞争，做企业的人能够靠自己的学习、思考，想出很多好办法把企业做好，那就更好了。

记者：：在您看来，和您1980年创业时相比，现在的环境有什么不同？

柳传志：尽管还不够完善，但目前我们已经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环境，总体来讲，制度环境比过去要好。环境对创业更宽容，也就意味着个人的思想、方法的转变就变得重要起来。在办联想之前，我在科研单位里工作了十几年，常年做技术工作，按照我原来的思维方式，肯定是办不好企业的，从科学家转变为企业家，需要思维方式和方法的转变甚至突破。

我们办联想之星的一个重要初衷，就是帮助科技工作者了解科技成果如何变成产品，再销售出去，中间需要哪些环节，每个环节又应该做什么、谁来做、用什么方法。通过一系列的学习和培训，尽可能地与学员一起了解商业运行的规律，触发一些新的想法和方法。[page]

记者：：如果让您对接触过的联想之星的学员做一个描述或者评价，那是什么？

柳传志：从我听说和接触过的一些学员来看，他们还都是属于“奔日子”的人，有不错的科研成果，想把它们变成产品，做一番事业。但是，做企业是一个不断行动、思考、再行动的过程，只有好的科研成果和热情是不够的。

真正强的人，是经历过挫折甚至失败，还坚持找自己的毛病，找到真正的原因，进行研究和纠错，兜个圈再冲上去，这样的人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受到挫折就退下来，以后自然就没有机会了。

遇见·另一个我

创业总是让人充满激情，却未必总能保持理性。当一个人在创业时经历艰困时，内心也将经历蜕变，发现另一个“陌生”的自我。“他”也许勇敢、坚强，也许软弱、感性，也许在创业热情和理性思考之间摇摆，也许在将“团伙”变成团队、同仁进化成组织中经历苦痛。

另一个我是不同的角色、现实的方法、丰富的内心和历史的选择。当创业者们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与另一个我相遇时，该如何看待、对待“他”，并以某种合适的方式合二为一？

联想之星要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在富有激情的和天赋的创业者通往未知的路上，联想对企业发展规律和管理的认识，可以在技巧、方法层面为他们提供帮助，让他们在创业的漫长过程中，尽快发现和确认“另一个我”。

联想无法扮演上帝，却可以成为他们在痛苦现实中的催化剂。从性情到理性，从“蒙着打”到“瞄着打”，从梦想的虚幻到行业趋势的现实；像生意人一样去做生意、像企业家一样去管理企业，在联想的帮助下，创业者可以加速实现自我突破与转变。

时间遇见英雄

创业这个话题尽管流行，却并不新鲜。当下，很少人读过上个世纪60年代出版的小说《创业史》，但正在社会中担负起创业重任的“70后”、“80后”们，或许还记得中学语文课本上那一篇《梁生宝买稻种》，记得这位陕西农民在小饭铺里就着自己带的干馍，花五分钱吃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面，为了节省一角钱，划三根“洋火”在黑暗的小站站房地上，找到能打开铺盖的栖身之地，抽一袋旱烟，在烟雾缭绕中获取内心的幸福和满足。

创业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家业、企业、事业。从第一个层次看，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创业，“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富之家，从来都是他们为之奋斗的梦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民开始走出家庭，与豪情满怀的开国者们一起，试图用全新的方式，将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改造成现代社会。

撰写《创业史》的柳青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位创办《中国青年报》的小说家和高级干部，1951年突然离开北京，到陕西农村定居14年，用自己的积蓄换来了日本良种稻——矮秆粳稻，在当地创造了粮食生产新纪录。1960年，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就立即用一万多元稿费为当地公社捐建了一座农业机械厂和一家卫生院，还预支了以后的稿费为公社通电。这位当代中国“发行量”最高的作家之一，后半生几乎都在债务中度过，去世时一贫如洗。

柳青和他笔下的梁三老汉，和其他真实存在过的人物：钱学森、李四光、王进喜等，真诚地相信当时社会主流理论上对社会进程的解释，直接从“家业”跨入“事业”，用推翻一切的勇气和无从验证的梦想来安排整个国家的发展。他们刚刚从家庭中走出，还未来得及看清自己，就消失在集体中，直到付出巨大代价，“文革”之后被彻底惊醒。万吨水压机、火箭、卫星、青蒿素、人工胰岛素这些光辉的成就，也被淹没于总体失败的社会主义试验之中。

他们是不乏悲情的历史英雄，却算不上时间的选民。

在1980年代开始全面展开的“改革时代”，让错位的时间终于遇见“另一个我”，一度中断的历史也被重新续接起来。发轫于19世纪中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会计制度和股权制度完善、全球贸易发展而成熟，并在20世纪成为市场主流的企业，在中国得以快速生长。

在“家业”和“事业”之间，“企业”终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创业的内涵也从创造事业，演进到创造企业。198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的荒野上新创立的企业中，联想、海尔、TCL、格力等等，尽管以国企或集体企业为名，但是逐步实现了技术的现代化、管理的现代化和产权的多样化。

柳传志、张瑞敏、李东生等第一代企业家，也被时间选中，成为续接历史的英雄。这些一直致力于“国富民强”的实业家们，清醒认识到并勇敢地背负起自己身上的责任，继承着近代以来中国商业的精神力量，用自己的行动为这样的精神内核提供新的注脚。

中国的市场经济伴随着企业的生长而壮大，在新世纪的新经济形态中，创业渐渐抽离出集体和国家的色彩，越来越成为个人化的选择，这也暗合自由市场的基本逻辑：“事业”的发展必然在市场中自然生长，新生代创业者必须在基本的游戏规则之下合理竞争，用最优的效率配置资源，通过为他人创造价值来获取利润，促进经济和社会的繁荣。

不管经历多少周折，市场经济终究是未来的趋势和道路。与上一代已经成为企业家的创业者们相比，新生代创业者正在通过个性的张扬和自由选择来确认自己时间选民的身份，从历史的角度看，从集体到个人，他们在时间的长河中，必然遇见属于自己的英雄。

天赋遇见角色

不管在传统向现代转型之中的中国，还是在更加自由、但社会分工却已无限深化的西方社会，人们必须通过特定的身份和角色，在社会坐标系里定位自己，这些身份和角色，也成为割裂人们天赋和自由的壁垒。这并不总是让人沮丧，总有这样一群富有激情和冒险精神的人，会打破这些壁垒，在不同的身份和角色转换中，获取更大的自由。

创业者就是这样一群人。

1960年代，出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安迪·格鲁夫逃出祖国，这位在逃亡途中也要看几场歌剧的年轻人，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并成为一名出色的科学家，他撰写的《物理学与半导体设备技术》，至今仍是相关专业的入门书。

离开伯克利之后，格鲁夫加入企业，不管是仙童还是后来的英特尔，对技术情有独钟的格鲁夫总是扮演研究和开发的角色。他把创造“摩尔定律”的摩尔当作自己的知己，却对激情四射的诺伊斯不以为然；当摩尔将离开仙童创办英特尔时，格鲁夫自告奋勇加入，当他得知就连乔布斯也为之着迷，并将之视为导师和“父亲”的诺伊斯也在其中时，他甚至有些失望。

1976年，他成为英特尔的CEO，10年后接任总裁，再10年之后成为董事长；1998年，美国管理学会赋予他“年度杰出经理”称号；2004年，他被沃顿商学院提名为25年来最有影响的CEO。从一位科学家到杰出的管理人员，屡次拯救英特尔，创出更响亮的品牌，格鲁夫经历了怎样的转变和突破？[page]

格鲁夫是幸运的，他身处于美国西部，恰逢硅谷兴起，手中掌握了又是产业大发展必需的新技术，这仍然不够。在商业的基本逻辑面前，即使像格鲁夫这样聪明且有天赋的人，也不免要经历恰当的方法、艰难的努力、必要的时间甚至痛苦的过程。

几十年后，摆在中国新生代创业者面前的环境要复杂得多。在创业之前，他可能是多年来在单纯的实验室中与技术纠缠的科学家、在官场中熏陶多年的精英，甚至是一家公司的普通职员，多年来习得的知识和成长环境，已经把一个人塑造成自足的整体，在市场不免残酷的竞争面前，他们必然经历痛苦的蜕变，才能成功。

令人无奈的是，这样的心态转换和突破从来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短促而有力，创业永远是行动而非思想，即使创业者获知了管理和市场的全部秘密，也无法完全规避失败的风险。他们必须在复杂到残酷的现实之中追寻自己的内心，倾听它的呼唤，在它与社会、市场需求之间找到对接点，并为之付出一切。

创业者从来不缺少激情，甚至也不缺少天赋，但他们需要一条路径，并要在其中坚持到底。联想之星要做的，正是这样一件事，联想控股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联想之星总经理唐旭东说：“当学员遇到困难时，联想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在富有激情和天赋的创业者通往未知的路上，联想对企业发展规律和管理的认识，可以在技巧、方法层面为他们提供帮助，让他们在创业的漫长过程中，尽快发现和确认“另一个我”。

联想无法扮演上帝，却可以成为他们在痛苦现实中的催化剂。从性情到理性，从“蒙着打”到“瞄着打”，从梦想的虚幻到行业趋势的现实；像生意人一样去做生意、像企业家一样去管理企业，在联想的帮助下，创业者可以加速实现自我突破与转变。

未来遇见初心

4月，在绿公司年会上，柳传志再一次讲起他创业的动机，那是一个看起来极其简单的理由：“再像以前那样干下去，是没有希望的，必须要走出来，自己创业。”我们无法完全还原一位中年人，当时在体制内的踯躅、蹒跚的困惑，却可以在之后的艰难行进中感受到他的决心。

如今他已经是年近七旬的老人，联想也在他手中，从11个人、20万元投资，只有一间传达室办公的无名企业，成长为目前拥有近57000名员工，年营业收入约2000亿元人民币的现代大型企业集团。这不仅让我们有些好奇，是什么让他在无数磨难中走到现在，他本人在其中又获取了什么？

最有可能的答案是“初心”，这是他与同事们在行动中逐渐清晰的愿景：我们希望能够以自己的努力实现“产业报国”的心愿，希望做一个“值得信赖并受人尊重”的公司，希望在“多个行业拥有领先企业”，还希望能够有“国际影响力”。

创业者在行动中会在两个层面上经历蜕变，一是事业的发展，二是财务自由。

在创业之始，人们通常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想，它是激情的来源，却未必能在行动中保持稳定。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经历业务、战略上的突破时，“与时俱进”与“随势俯仰”之间的界限就会变得模糊起来。此时的创业者是因应环境改变自己的梦想，推动企业继续向前，还是改造它、丰富它，最终实现它，获取更大的成功和心理满足？这是一个严峻的选择。

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因此也无法评价选择的优劣，但是创业者总是能在行动中确认一个基本评价原则：是否创造更大的价值，是否让更多人受益？联想之星第五期学员丁根芳，正在经历这样的蜕变。他希望做一个持续创造价值、让更多人受益的网络平台，但创业期间的挫折，把残酷的生存问题摆在他的面前，他不得不像一个生意人一样去做贸易来维持生计，当公司有所起色，再找回“初心”，涉足全新的领域。

财富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数据，却也可能成为另一个似是而非的目标。当创业者们实现了个人的财务自由，拥有富足、高品质的生活，他的斗志、野心和梦想也可能慢慢消失，此时，企业的意义对一个人来讲又意味着什么？

柳传志的坚持可以提供一个经典的样本：1993年，中科院赋予联想员工“分红权”，对于一个国有全资的企业员工来讲，这无疑是一笔丰厚的回报，但柳传志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把这笔钱分掉了事，而是继续放在公司里作为发展资金，直到8年后的2001年，这笔资金才作为员工持股确认归属。

这样漫长的等待对个体来讲是一种考验，财富不仅意味着金钱，它也可能是企业的主人意识，和平台不断扩大、为更多人谋求幸福的“事业”。一个人必须将自己交付于更高的存在，才能获取内心的安宁，这种存在可以是宗教、信仰和集体，也可以是他人、平台和事业。

如果说柳传志与先辈创业者之间的精神联系——集体归属感，让他在金钱和欲望面前获取了某种抵抗力，当下以个人需求为出发的创业者的心灵，更容易迷失于金钱带来的“财务自由陷阱”和欲望之中。

在财富之外，创业也是一个人内心丰富的过程，发现“另一个我”的意义，正在于此。联想之星第一期学员王琳可以提供一个令人惊喜的视角：企业如人，也像是一个生命体，创业者伴随企业一起生长。

市场、客户、企业文化、管理结构，在商业这样一个生命体中，创业者不仅做得，也要等得，从远处看、近处看、有了生死之交再走入它的内心，一步一个世界，看到的，不仅是财富、平台和事业，也是另一个来自“初心”、走向艰难和未知，却又不断丰富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