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多少梦想与希望前仆后继，多少成功与失败交错纠葛。身处国家复兴的伟大时代，曾经有过多少让我们一度无比景仰的商业英雄，他们曾有着人性所有的闪光，也有着人性难以逾越的弱点。但是最终，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却因为成败之时的巨大反差，而给后人更多的警醒。

（左为褚时健，右上为牟其中，右下为禹作敏）

　　出场人物：褚时健、唐万新、牟其中、禹作敏、赵新先、顾雏军
　　关键字：冒险、商业边界
　　商业影响力：原罪、政商、激励制度
  

　　历史的进程中缺不了这一类人的身影，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作为失败者的典型意义有二：触动体制变革的先导；引发同侪后进的深思。毫无疑问，这是善于以朝代更迭、“暴力革命”逻辑为主的中国历史上的大进步——缓和变革的社会进步方式，才能累积更多的社会财富，才能以最小代价达成最优效果。

　　问君何故陷囹圄？怜君何事到天涯！

　　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略加梳理，便会列出一份长长的“失败者”名单——步鑫生、禹作敏、褚时健、牟其中、仰融、唐万新、孙大午、戴国芳、郑俊怀、赵新先、顾雏军、黄宏生、龚家龙……

　　但以成王败寇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显然是一种弱智或粗暴的偏见，因为这种失败背后，既有个性缺陷的因素，也有对市场规律的忽视，更有体制陷阱所导致的“人仰马翻”。

　　一片混沌之中，这些“孤胆英雄”似的企业家们在当时的很多“肆意妄为”之举，同样有其积极的一面：他们对当时法律和政策底线的试探和触犯，在客观上拓展了它们的边限及商业的空间；他们坠落时的惊呼声，也为后来者标明了前进道路上的暗礁所在。

　　一位财经作家如此客观地评价这个群体：“他们的失败，是一件让人遗憾但并不可耻的事情，因为这些失败往往伴随着伟大的创新和冒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燃烧在企业家内心的那股不甘平庸的勃勃野心，在一次次颠覆着陈旧的秩序，掀起商业上的巨浪与革命。”

　　1褚时健VS赵新先：制度“陷阱”

　　“59岁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制度陷阱”的代名词。

　　横向比较很容易说明这个问题。美国公司最高级管理者的报酬构成是：21%的工资，27%的短期（年度）奖励，16%的长期激励，36%的以股票为基础的酬劳。按照这样的报酬结构计算，1996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885万美元，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外加1.96亿美元的购股权。

　　而1996年的褚时健收入几何？

　　彼时，褚领导下的红塔集团，销售总额距离世界500强并不遥远；倘按上述比例计算，他每年应得报酬要远远超过170万美元。1995年前后，褚时健为自己算了一笔账：红塔每给国家创造14万元利税，自己只拿到1元钱的回报。

　　“59岁现象”的背后逻辑

　　褚时健的收入显然并非个案。即使被公认为朴素廉洁、不迷恋财富的赵新先，每个月7000元的收入，也让为三九集团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他在退休之际心中难平。赵新先一手创建了三九品牌，而从最初的南方制药厂到鼎盛的跨国集团，三九始终如一的国企身份，让功不可没的赵新先与分配机制之间的矛盾越积越深。

　　有评论指出：社会需要对企业家的尊重和保护，在充分发挥法律监督约束作用的基础上，改革那些已明显不适应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发展所需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在规范职业道德意识和完善建立内部制约机制的同时，设计必要的创始人年薪制度、期权奖励制度等各种形式的“金色降落伞”，消除、弥补企业家退休前后物质利益和心理角色方面的巨大反差，从制度方面预防和控制“59岁现象”。

　　贡献与收入的巨大反差，必然会给企业领导者造成强烈的心理刺激，且由此产生巨大的心理不平衡。当企业发展一般或者苦苦支撑时，这种不平衡不会显现或者不太明显；而当企业达到辉煌太平时，这种心理刺激反而会倍加凸显。

　　褚时健对自己的贡献与收入落差一直耿耿于怀。1990年，他当选“全国优秀企业家”，却对《中国经营报》记者大吐苦水：“上级规定企业厂长可拿工人奖励的1~3倍，但实际上，我们厂的领导层一直只拿工人奖励的平均数。就我个人而言，十年前的工资是92元，奖金是当时全厂最高的6元，再加上其他的，总共月收入才110 元。十年后的今天，厂子搞好了，我现在月收入有480多元，加上一些奖项，总共可达到1000元。”

　　赵新先也曾私下抱怨：“没有存款，没有这个、那个，只有一个三九，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他对此的最大期待是：“我碰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产权问题。三九产权明晰的问题，关键就是不能由我来考虑，而是要我的‘婆婆’来考虑。只要相关政策出台，三九集团就会第一个搞MBO。”问题在于，希望之门随着赵新先退休年龄的逼近而一点一点关闭，赵的内心也趋于荒凉。以5亿元接盘投资43亿元的三九大龙健康城，是赵新先出事的主因，有评论指出这是赵新先为卸任留的退路。

　　据说，王石曾经去探望狱中的褚时健。回来后，王石感叹，人这辈子，要么求名不求利，要么求利不求名，不可兼得。他自己以后则努力恪守这个原则，只求名声，甘心情愿成为一名声名赫赫的职业经理人。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代企业家的名利取舍中，王石的选择似乎欠缺足够的代表性。“独断专行”几乎是能人企业家普遍的性格缺陷。在红塔集团，大多数人称褚时健为“老板”，身边人则喊他“老爷子”。褚时健的脾气很倔，据说曾经有中央大员来厂视察，他竟拒而不见。在整个云南省，褚时健当时已经成为一个“神话”，大家对他的权威深信不疑。

　　红塔集团总会计师罗以军这样回忆私分300万美元时的情景：“褚时健对副厂长和总会计师等人说，弟兄们辛苦一场，现在有点外汇分给你们。开始时我们也觉得有些不妥，但多年来已习惯了他的威信，他的话就是圣旨。”

　　而在赵新先眼里，三九简直就是自家的孩子，自己辛辛苦苦把它一手养大，它的一举一动自然都要服从自己这个“三九教父”的意志。表面上看，三九已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有董事会、有经理层、有监事制度，但这一切形同虚设，因为赵新先一人身兼四职：党委书记、总裁、董事长、监事会主席。正是这种大权独揽，让赵新先主导下的企业疯狂扩张得不到节制和监督，从而陷入了毁灭的深渊。对于赵的落马，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感触道：“这是最好的一个例子，证明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所造成的毛病。自己决策、自己执行、无人监督，没谁能制约他。”

　　底线和耐心：卸下包袱留给后人的反思

　　美人白头，英雄迟暮。

　　年已80高龄的褚时健，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强硬体质与意志。在前去探访他的《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眼中，他看上去和蔼但虚弱，头发花白蓬乱，走路缓慢，稍长时间的谈话就会感到疲惫。前尘往事已看淡，他现在最惬意的一件事，就是站在连绵不绝的哀牢山上眺望自己漫山遍野的桔园。至于媒体传闻的复出一事，他进行了坚决否定：“不可能，力不从心了。”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在翠绿的山野间，耄耋之年的褚时健心中愈发一片澄明。他说：“要长远些看，这中间有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这种情况只能把个人利益摆低一点。你想不通就是自己找包袱背。”

　　值得说明的是，褚时健得到了诸多同情，很多企业家甚至视之为崇拜的偶像。波导集团董事长徐立华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曾经如此表达对他的敬意：“褚时健是中国天字号的企业家，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家里面有谁能够望其项背？没有！”

　　云南省高级法院一位法官事后也在反思：“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褚时健的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他认为，对褚的判决偏重了。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刑法学教授认为，褚时健“赶上了那个时候”，因为彼时的中国正需要反腐典型，“杀一儆百”。

　　不同意见也很多。以无忌直言闻名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就抨击认为：“红塔集团的褚时健贪污，媒体对他百般同情，凭什么同情他？要不是国家不准民营企业做烟草，能有你褚时健的成就？企业做得好，功劳就是自己的，凭什么？国家不是给你待遇和荣誉了吗？”

　　“作为企业家，我对褚时健是尊敬的。但是他拿国家一分钱也是不对的。”对王石的看法，哀牢山中的褚时健点头称是、心悦诚服。

　　“深黄的林子里有两条岔开的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这样写道。

2顾雏军VS唐万新：扩张之厄

　　“我希望民营企业应该做大做强，但之前还是应该先做专、先做细。”2004年11月25日格林柯尔并购欧洲两家汽车企业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胡德平对坐在旁边的顾雏军有什么忠告时，胡如此委婉相劝。

　　顾雏军：多元化噩梦

　　几年内，顾雏军频频出击，从家电到客车，从国内到国外，跨度之大，不仅让外人眼花缭乱，他的主业到底是什么？顾雏军也坦承：“连我自己都看不清楚！”

　　有人如此评价顾雏军：“作为一个企业家或资本家，利用当地政府降低区域市场进入门槛的时机，大胆并购，他是审时度势并能够抓住机遇的人。”顾雏军实际是要通过并购同业企业来建立一个内部卡特尔，既要以控制产能为杠杆，影响甚至左右国内冰箱市场的价格，从而避免价格战的血拼，还要借此机会在产业链上合纵连横，尤其是控制上游的核心部件生产和供应。这个设想应该说相当大胆。

　　让人吃惊的是，顾雏军还有一个未宣布的狂热梦想，就是通过亚星去收购世界第三大客车厂——英国五月花。顾雏军打算用上百亿英磅吃下五月花及globrand.com其周边九大配套系统，然后把生产体系全部移到中国，拿这个平台做全球的大客车市场。可扩张的资本来自哪里？格林柯尔系真有无限制的造钱功能，还是掌握了毛巾里拧水的高超技巧？

　　据《证券市场周刊》报道，顾雏军在汽车业接连进行海内外收购后，科龙（000921.SZ）大本营已经因为资金压力出现了拖上游货款、弃下游服务的不利态势。格林柯尔系中各个企业涉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追本溯源，都是与这些频繁并购带来的资金渴求有直接因果关系，这导致了顾雏军的快速败落。

　　况且，顾雏军多元化扩张战略本身已有盲目甚至投机之嫌，而中国在转型阶段的资本市场又不能提供及时、有效的融资工具，为其扩张提供资金支持，这就更加大了他失败甚至失去人身自由的风险。

　　唐万新：资本危局

　　如果说顾雏军还有一份产业整合的狂想与执著，那么唐万新的所作所为则更像是一场击鼓传花的资本游戏，产业整合不过是他的一个幌子。

　　唐万新对资本十数年的疯狂和执迷不悟，始于1992年那个狂热的年代。当时，深圳发行新股实行凭身份证抽签的办法，于是两天之内深圳涌进了上百万抢领抽签表的人。拥挤的人群中，当然有唐万新的身影。唐氏兄弟搞起了人海战术：雇用了5000人，包下火车，几天几夜赶到深圳，排队3天3夜。几乎一夜之间，唐氏兄弟暴富。

　　做农业等传统行业的赚钱速度，远远不能满足暴富的唐万新的胃口。有一次，唐万新读了一本介绍J.P.摩根等华尔街资本大鳄的书，不禁大为触动。唐万新愈发痴迷于股票炒作，并成了股市上有名的大户。不但是因为他们从一级半市场购买的股票已经全部上市，而且他们的出手经常起到“敢死队”的效果，无论是买入还是卖出股票都出手凶悍，只要风传德隆要买入或卖出什么股票，股市上的大户就会迅速跟进。

　　不久后，唐万新意识到股市的巨大风险，于是开始将目光瞄向上市公司。1997年5月，在北京达园召开的会议上，唐万新确立了德隆由“项目投资”转为“行业投资”的投资理念。唐万新对它进行了包装，也就是后来德隆四处宣扬的“产业整合”。

　　在产业整合的外衣下，唐万新开始了一系列的股权收购，陆续控制了新疆屯河（600737.SH）、合金投资（000633.SZ）、湘火炬（000549.SZ）等上市公司。通过大量吸入流通股的方式，唐万新直线拉升个股在二级市场上的股价，并始终将之维系在一个高位，其目的在于进行质押融资，然后再去收购其他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继而再通过送配等方式扩大股本规模继续拉升股价，反复套取资金。在2000年前股市的漫漫“熊途”中，唐万新却创造了合金投资股价累计涨幅达2597％，湘火炬、新疆屯河累计涨幅接近1000％的“股市神话”。

　　但唐万新也始终在为这些神话付出巨大代价。作为最大庄家，德隆维系着200亿元左右的“老三股”市值，用于维持股价和德隆各种开销的成本高达数十亿元。由于2001年后原客户绝大多数撤资，德隆体系每年需新注入这一击鼓传花机制的资金以百亿元计。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媒体分析他的失败原因：德隆通过各种委托理财以及从各类金融工具进行融资，所得款项一面维持其所控制上市公司的股价，一面从事产业收购以为所谓的产业整合输送炮弹，由此塑造上市公司形象。但是随着股市多年持续低迷以及宏观调控致使德隆资金链断裂。原德隆国际董事局执行主席向宏也认为，正是这种短融长投的产业整合之路注定了德隆的悲剧命运。如果说唐万新在初期尚有产业整合的企图，但到了后期，他已经深陷资本的过山车无法脱身，最终把持不住，被从高空甩了出来。

　　狂野之徒：个性决定命运

　　“但凡拿我们生命去赌的，一定是最精彩的。”唐万新似乎天生就是一个赌徒。创业初期，唐万新一直是一个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个体户。1996年底，唐万新也曾濒临资不抵债的绝境，但他选择了赌一把：掌握更大的金融机构，控制更多的金融资产，继续做大。

　　唐万新赌赢了，但这却让他好大喜功的个性更加“荒唐”：在建起庞大的德隆系后，唐万新一步步走进了自己设计的“资本之瓮”。2001年，德隆先后在杭州西湖数度召开会议，讨论如何自救？会议的最后结果还是不出所料地重蹈覆辙，选择继续把这场危险游戏玩大：保留金新信托和暂缓老三股出货。也许，唐万新也知道自己已经套上了“停不了的红舞鞋”，所以在2001年寒冬的一天，不可一世的唐万新曾对身边人哭诉：“德隆还有救吗？我能挺过去吗？”

　　但哭过之后的唐万新选择了继续铤而走险。他打造了一个新的融资平台——上海友联，以取代信用尽失的金新信托。唐万新把贪婪之手伸向城市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收购金融机构的目的无他，就是为了更方便融资，扩大融资老鼠会。收购或参股之后，这些金融机构的大量资金很快通过挪用、抵押、担保等手段流失于德隆庞杂的体系中。最后玩不下去了，只有做出抛售老三股的秘密决定。

　　2004年4月3日是唐万新的40岁生日，但10天后合金投资遭遇跌停，次日老三股全线连续跌停，全面崩盘。转瞬间，德隆帝国分崩离析。

　　顾雏军的脾气之火爆，也让人记忆深刻。他的部下回忆，顾雏军在科龙“想骂就骂，想吼就吼”；对当地政府，他一年也懒得去和官员们吃一次饭；而对学者和媒体的每一次责难，他总是跳出来大骂一通，说“我做企业，干卿何事？”

　　即使面临牢狱之灾，曾经呼风唤雨的顾雏军也表现出他作为资本“大佬”的偏执——据说他在狱中也态度强硬地说：“我没有什么值得反省的地方，我没有错！”唐万新则以一种“慷慨赴死”的悲壮，主动从国外回来投入“法网”，为的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3禹作敏VS牟其中：“法治”禁忌

　　1993年2月18日凌晨，天津大邱庄周围突然出现了数百名全副武装的武警，封锁了所有进出道路；而上万名村民和工人则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着大邱庄，公开与武警对峙。“庄主”禹作敏不惜与政府对抗，一直拒不交出本村几位涉嫌暴力殴打他人致死的嫌疑犯。

　　这恐怕是中国企业家与政府最为严重的一次博弈和对抗行为。当年8月27日，禹作敏因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5项罪名被判20年有期徒刑。

　　大道or小道

　　有人指出问题的根本：“对禹作敏的处理，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也不是一个体制问题，而是一个绝对的政治问题。禹作敏最后挑战的，不是某一个人，他挑战的是整个中国最基层的政权。”

　　今天，守法依法早已成为共识，但在当年，很多企业家对当时法律底线的试探和触犯，却因无意中拓展了商业空间而乐此不彼，牟其中是一个例证。

　　生性爱好折腾和冒险的牟其中，进监狱似乎是“家常便饭”：第一次在1975年，他因为一篇《中国往何处去》的长文，被打成了反革命。4年后他出来时，中国已经是日月换新天。敏感的牟其中马上借了300元开办了一个公司，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改革开放的滚滚洪流之中；第二次是1983年，他在重庆做了一万个仿制的“555”牌座钟，再倒卖到上海去，赚了7万多元。后来被四川省万县以投机倒把罪收押，在监狱里足足待了一年多；第三次在1999年，因涉嫌信用证诈骗罪被刑事拘留，牟其中于2000年5月30日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改为18年有期徒刑）。

　　关于此项定罪，法律界一直有争议。有专家认为，被告单位南德集团及被告人牟其中等的行为尚不足以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其理由是牟其中等不符合信用证诈骗罪的主体要求，也不符合信用证诈骗罪的主观特征，应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此案予以重新审理。

　　但问题在于，总是游走在法律和政策边缘的“小道”，常在河边走，湿鞋就是个必然。

　　商业or政治

　　中国的企业家中，禹作敏和牟其中可以算得上最不像企业家的企业家，具有浓厚的政治情结，充满了政治家的豪气与不可一世。

　　当年，有人问禹作敏大邱庄的经营情况时，他会很不耐烦地摆摆手说：“你去问工厂，这些事我不管。”禹作敏认为自己管的是大邱庄的政治。每天，他坐在自己的那个别墅大院里，等待着一拨又一拨的人群满怀敬意地前来“取经”。

　　1991年，他一口气购进了16辆奔驰车。每当有外地高级官员或海外媒体记者来访，他就会派奔驰车出村迎接，而他自己乘坐的则是当时国内很罕见的奔驰600轿车。在媒体的报道中，这成了“敢与官本位抗衡的象征”。

　　作为一个商人，牟其中也无时无刻不以一个政治家和思想者自诩。“莫道大好河山无人顾！”早在19岁时，牟其中便在一首《虞美人》的词中写下了如此globrand.com豪迈之句。在别人眼里不可思议的去前苏联换飞机的举动，在牟其中看来不过是雕虫小技，他还有一系列的炸珠峰、放卫星、开发西伯利亚等宏伟计划，颇有伟人开天辟地的情结和气概。牟其中后来甚至产生了幻觉，梳起了大背头，并且故意去长江游泳，学着拍了一张“到中流击水”的照片。

　　丧气or豪气

　　入狱后的第一年春节，禹作敏写了一幅对联：“风吹五湖千层浪，雄心四海万事无。”这表明了当时极为沮丧复杂的心境。他在监狱里的思想汇报中写了几个万万想不到：万万想不到（1993年）4月15日带上手铐被拘留；万万想不到离家五个月判了20年徒刑；万万没想到自己认识了这么多犯人。

　　被限制自由的禹作敏，对回家同样充满了渴望。有一年春节前，他对其他犯人说：“我要回家过年了。”但他没有等到自由回家的那一天。1999年初，因患冠心病等多种疾病，禹作敏被保外就医转至天津天河医院。当年国庆期间，这位个性刚烈的农民企业家黯然辞世。关于他的死因有不同说法，《解放日报》曾在第一时间报道称：“禹作敏在天津天河医院就医期间自杀身亡，尸体已于5日火化。”

　　但已经67岁的牟其中却一直雄心不改。在武汉洪山监狱中，他仍然每天坚持跑步锻炼身体。对此生几度入狱的狂人而言，监狱从来不是梦想终止的地方，反而成为他积蓄狂热能量的场所。他已经为自己此次出狱准备了三个“最宏大也最科学的发展计划”：“对称计划”（即发射88颗低轨道卫星）、“开发西伯利亚”、“喜马拉雅耕云播雨工程”。

　　语录

　　“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

　 　——褚时健

　　褚时健的这句话反映了典型的国企领导人“59岁心态”。在众多评论褚时健的案件中，有人认为，褚时健走向犯罪道路主要是心态失衡。在褚时健效力红塔的18年中，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元。但是，他18年的收入加奖金不过80万元。国家没有对他的付出给予相应的回报，于是，他选择了自己“补偿”自己。

　　“我碰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产权问题。只要相关政策出台，三九集团就会第一个搞MBO。”

　　——赵新先

　　赵新先被公认朴素廉洁、不迷恋财富，他的日常装束是普通夹克衫和休闲裤，最爱吃萝卜丝和煎鱼。其实，他内心深处也有着和褚时健一样的不平衡，渴望着自己的“婆家”能迟早“开恩”，在三九推进产权改革。

　　“只要保我一条命，10年以后出来我还是一条好汉。”

　　——唐万新

　　2004年下半年，唐万新在监视居住时如此说。唐万新是一个充满江湖义气感和“革命激情”的人。从2002年以后两年多“救火”阶段，恰也是唐万新更宏大构思层出不穷的两年多。诸多“产业整合”从国内走向国际的计划，赴欧洲收购飞机制造公司等奇思妙想，正发生在这个阶段。唐万新沉浸于此，更引发出诸多全局意识和高尚情怀，使商业决策中时时散发着“振兴中华”的理想光辉。旁人听起来可笑的伟大设想，正是唐所认为自己过人之处。

　　“没有科龙的格林柯尔系，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系统；没有科龙的顾雏军，就只是一个三流企业家了。”——顾雏军

　　在被捕前夕，穷途末路的顾雏军发出了如此的感叹。他一直拒绝反思，坚称“我没有什么反省的地方，我没有错，科龙公司没有错。” 顾雏军即使愁白了一头狂发仍然脾气倔强如铁，宁肯自己锈死在一个地方也不愿意拧过劲来重觅“活路”！

　　“我是改革路上致了富，法律路上迈错了步。”——禹作敏

　　禹作敏入狱后，对自己的犯罪确实有过痛苦的反思。他曾感叹自己“我是从高到低，从先进到犯罪，从做贡献到坐监狱。”他对监管自己的民警说：“要是好人到监狱里待一个月他就不会犯罪。我就是不懂法的结果。我是犯了罪。但有的我是没想到是在犯罪，而且犯了那么多条。”但有的道理他想通了，有的他没想通，也许他永远也想不通了。

　　“世界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牟其中

　　这是牟其中的名言之一。从“首富”到“首骗”，牟其中崛起于草莽，纵横于商海，利用规则但又无视规则。因为打破了应该打破的规则，他们登上了人生峰顶，但也因为打破了不该打破的规则而从峰顶坠落。

      ——原文载于 08年11月24日《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