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最近三、五年看,作为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自身缺少核心技术和系统技术供给,靠“共享”别人成果的发展路子,不但成果原始供给方不答应,我们自己也不好意思,实际上也是难以为继了。

我以为,目前的主导创新范式已经到了“集成型创新追赶”阶段了。这个概念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在未来20-30年内,我们仍处于技术学习为主导的创新追赶阶段;二是我们有自己的技术集成系统和技术标准了,构建起自己的话语体系了。这个阶段可以称为“以市场换单元核心技术”。

为什么这样判断?因为,国外的单元技术仍领先于我们,但他们手里的单元技术缺乏足够的市场化应用空间,而中国握有最重要的法宝——巨大市场,那么,我们仍有可能将别人的核心单元技术拉进我们的整体产品中,我们则依靠创新资源整合,去实现技术工程化、系统化及产业化,构建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系统和技术标准。到了“集成型创新追赶”阶段绝对不能盲目乐观地认为自己进入“原始型创新引领”阶段了。

未来30年的创新供给,机会在于集成。这个与我们国家科技发展三步走也是基本一致的,到第二个“一百年”,也就是新的30年。

目前,我国已经在“集成型创新追赶”上走出了成功的探索,比如高铁、超高压、隧道、桥梁技术等。这些技术就是依靠中国强大的市场需求,来整合全球先进的单元技术,然后形成自己的系统技术标准和全球话语权。这种路子将为我国重大基础设施及重大工程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机会。接下来,将在信息技术、大数据、智能制造等领域,出现依靠集成创新构建市场型话语体系的新机会。

再如,欧美的住房成本、医疗成本、教育成本已经比我国要低,这样,尤其去引进高端人才来创新,还不如走出去利用低成本高端人才来创新,更何况发达国家科技和知识资源的长期积淀,创新生态系统更有明显优势。对于企业走出去创新是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媒体不要去胡乱地、动不动就“扣帽子”、“打棍子”。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保护主义抬头。贸易壁垒的提高,使我国企业去引进或模仿别人的高端技术,依靠“共享”别人成果来发展的路子越走越窄。无论是从美国还是欧洲,我们必须要清醒地意识到,未来要获取高技术会越来越困难,追赶型企业要继续分享先发国家的技术和知识,应早日考虑通过走出去创新来绕开贸易壁垒。

以美国为例,2016年贸易总量下降甚至负增长,2017年贸易形势很可能比2016年更加艰难,要提前做好准备。

因此,2017年中国企业会加快从引进来创新向走出去创新转变。我已经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在海外布局研究开发中心,在国外收购技术型企业,或者到发达国家进行技术导向型投资,比如,海尔在欧洲、美国、日本、澳洲布局研发中心;华为在全球布局了26个研发中心;万向在美国已经收购了20多家技术型企业。

再如,我们观察到一批隐形冠军凭借海外研发来中国实现产业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这样的态势下,政府和行业组织在2017年要尽快开展相关政策的研究,支持企业开展“走出去创新”。相信在未来,越来越多企业依靠走出去创新,再带动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最后推动整个国家创新系统从本土走向全球,实现“引进来创新”到“走出去创新”与“引进来创新”协调发展。

当然,大家会说传统产业的重要技术创新几乎都来自国有企业,如高铁、桥梁、重工、隧道、超高压等,这个当然也是事实,因为这些产业民企想进也进不去。那么,为什么颠覆性技术来自体制外?

因为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是没有办法规划出来的,往往是由小企业在不受体制束缚下通过“野蛮创新”才会涌现,体制内企业中大部分颠覆性技术还没有出来就被扼杀了。只有传统产业内,可以依靠国有企业的强大资源投入和市场垄断地位来实现技术追赶。

远一点看,体制内的企业在颠覆性技术创新上,未来是否有可能超越体制外的企业呢?我认为不可能。因为颠覆性技术就是要颠覆传统的既得利益,那些依靠体制生存的企业怎么可能去放弃既得利益呢?

以汽车产业为例,那么多的上汽、北汽、一汽、二汽等庞然大物都没有搞出自主技术,却是吉利这家体制外企业,竟然引领了我国汽车产业的创新发展。原因就是体制内企业不具有创新民主化气质。

反思过去,我们过于强调创新依靠大型企业、国有企业或者国有研发机构,因为它们具有资源、资金、人才和体制等积累的优势,自然而然地,创新也呈现集中化格局。无可否认,这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现。但千万不要怀疑:体制内创新肯定是低效率的;体制内创新是不会去颠覆现有技术范式的。这是两个基本结论。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要遵守创新的基本规律。无论是数据技术、智能制造、工业4.0,还是其他颠覆性技术出现,一定要给创新创造民主化氛围,创新是生产力,不是意识型态。目前情况看,随着“国进民退”,新兴工程师、高端人才、民间创业等被不断边缘化。从长远发展看,这些群体的创新动力如果不能激发出来,那么,对我国未来技术创新的破坏将是毁灭性的。

创新民主化就是要调动全社会所有人的创新积极性,让每个人都有创新的机会和空间以及实现创新的可能性,比如创新资源的配置、资金投入、风险资金接入、社会包容性创新氛围等因素的综合考虑。这样,不但能为国家未来发展埋下创新的种子,更是深层次解决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性问题。

2017年是十九大召开之年,相信体制和机制的束缚会被释放,建立在资源优化配置、社会包容创新、人才自由发挥基础上的创新民主化,会迈出重要的步伐。当然,要迈出这一步的挑战也较之前更大。

从组织治理设计看,政府部门设计就存在严重的缺陷,导致了科技工作与产业隔离,与市场脱节,与人才割裂;从制度设计看,单纯国家层面的科技创新政策,据本人梳理过的就有300多个,有些政策不但空洞乏力,难以落实,而且相互矛盾;从机制设计看,创新前端、中端和后端相互割裂,如高校科研机构做出了无数“阳春白雪”的技术,但这些技术几乎95%以上是不可能转移到企业的,因为企业至今没有能力承接前端技术,而中间机构缺失,创新链上工程化、产业化开发环节存在严重断层。

要把创新链做起来,必须还原创新的本来意义,创新绝对不是单纯技术元的事情,要改变“为技术而技术”的一次元创新体系,撤除科技、市场、产业、人才等要素之间的厚厚篱笆,实现这些要素的多次元协同创新。

我们来看技术追赶成功的产业,无论是高铁、通信、重型装备等相对传统产业,还是互联网、大数据等颠覆性新兴产业,没有一个是依靠单纯的技术一次元创新取得成功的。高铁的成功,与苹果公司的创新一样,根本上是技术创新与市场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融合的结果。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要实现核心技术追赶和技术体系的追赶,还需要几十年的积累,当下,一定要坚持在引进、消化、吸收、模仿学习先进技术这条路上继续前行,不能松懈。

我们要冷静地看到,技术差距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弥合,恰恰是在市场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上,我们更有可能在短期内追赶,依靠市场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可以实现“借船出海”、“借力打力”,为未来实现技术追赶赢得时间和空间。

多次元创新有三个方面的明显好处:一是墙外资源墙内激活,即国外技术资源在国内激活;二是创造和满足内需,发挥市场的控制力来实现技术整合集成;三是有利于我国企业获得国际技术和市场的话语权,利用商业化、市场化打造自主品牌,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为了实现从一次元创新向多次元创新转变,根本上需要从国家、产业、企业多层面来改变创新治理体系,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最好是十九大召开的2017年),在宏观体制机制设计上就拆掉围墙,尽快取消“一产、二产和三产”的过时划分,在产业上消除人为分割,为企业实现多次元创新提供富于活力的空间。我相信,中国未来20年甚至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通过多次元协同创新,一定可以实现以时间换空间,以市场换技术,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发展道路。

按照西方的理论,当后发企业面临技术机会窗口和市场机会窗口时,就到了产业实现追赶的最佳时机了。但实际结果是,我国绝大部分产业(如汽车、光伏、制药、家电、材料等等)面临非线性技术变化时,不但没有实现追赶,反而是拉大了差距。同时,我国部分产业(如高铁、通讯、安防等)却实现了国际水平的技术赶超。是什么原因让有的产业抓住非线性技术变化的机会窗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制定了非对称创新战略。

非对称创新战略的核心在于创造独特的创新路子,跨越西方国家的技术发展轨迹,这里面可以有很多模式值得探索,其中一个模式是利用制度型市场来实现技术跨越。制度型市场产生于国家在解决战略需求过程中依靠制度变迁带来的市场需求机会。国家通过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给技术集成创造了市场机会、资源支持和议价能力。

以高铁为例,中国强大的市场需求是实现通过技术集成换来国际市场话语权的“本钱”,因为这个市场首先在中国迸发,这时候就不能天真地把市场拱手让给技术先发企业,而是要利用国际规则来设计保护壁垒(美国、欧洲经常这样干),为我们的后发企业赢得宝贵的超越机会。

除了创造非对称的市场机会外,还要企业创造出非对称的技术学习策略。非对称学习策略不是按部就班去引进消化吸收,而是应该用并进研发、资源控制、快速迭代、技术众筹等多种手段组合起来,实现技术集成和产业化。比如,我国的安防产业发展就是在利用非对称制度型市场机会的基础上,采用了逆向技术整合战略,迫使美国德州仪器、日本索尼等单元技术领先的企业,反过来与我国企业进行技术配套,我国企业则利用国内市场来技术集成,实现超常规技术跃迁。

再如,目前正是应该是把非对称创新战略用到我国的大飞机产业上的好时机。我国大飞机产业核心技术远远落后于领先国家,这时就不能按部就班靠自己去突破每个单元技术、每个子系统技术,而是应该利用非对称市场机会,去实现非对称技术学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要为中国商飞创造制度型市场,再由商飞去整合全球创新资源,相信可以大大缩短技术追赶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