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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巨头,是英雄还是恶人?
戴维·韦塞尔  哈佛商业评论  领导力  编辑:Abby   图片来源:网络
许多行业都有集中化倾向,经济学家指出集中化和更高的利润是技术创新带来的良性结果。但根本问题并不是优势公司规模庞大,而在于公司规模、集中化加上袒护在位公司的法规制度,影响了能够促进经

红极一时的苹果、亚马逊、谷歌和Facebook等公司,现在引起了美国经济学家、法律学者、政客和政策分析者等各方关注,它们被指控为利用自身规模及势力碾压潜在竞争对手。早在很久以前,欧洲的监管机构就注意到了这些公司的影响力。这几家科技行业的巨头公司带来了特殊的难题,但也只是冰山一角——美国经济总体竞争不足,现状堪忧。


许多行业都有集中化倾向,这一点毋庸置疑。大公司在行业收入总额中占比较高,一向能够获得大笔利润。这并不是坏事。戴维·奥特(David Autor)、戴维·多恩(David Dorn)、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克里斯蒂娜·帕特森(Christina Patterson)和约翰·范里宁(John Van Reenen)等五位经济学家指出,集中化和更高的利润是技术创新带来的良性结果。他们提出,当今世界“赢家通吃”,生产力较高的明星公司可以获得较高的市场份额,亚马逊、苹果、Facebook和谷歌凭着创新倾向占据顶端。波士顿大学的詹姆斯·贝森(James Bessen)指出,除高科技行业以外其他行业的顶级公司攫取的收益份额越来越高,是由于这部分公司采用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信息技术:因为这些公司更好,规模才得以扩大。


然而许许多多的证据表明,负面力量同样在发挥作用。“集中化也许是反竞争势力造成的,”奥特等研究者表示,“占据优势的公司借此阻止实际竞争对手和潜在对手进入行业发展壮大。”研究表明,在航空、啤酒、制药和医疗等多个行业,在位企业操控市场,阻止竞争对手发展。胜者一直胜利下去,新的初创公司越来越少。公司面临的竞争压力减轻,生产力发展减缓,工资停滞,胜者和败者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根本问题并不是优势公司规模庞大,而在于公司规模、集中化加上袒护在位公司的规章制度,影响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健康竞争。本文审视行业集中化对竞争的不良影响,考察反垄断法对当今经济环境的作用,探索能够促进创新、增强商业及劳动力市场活力的战略,以期提升总体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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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示信号

十年前,美国四大航空公司占航空业总收入的41%,现在这个比例达到65%。竞争集中在几条繁忙的航线上,而其他97%的航线竞争太少,按照反垄断标准完全属于“高度集中”。1990年,美国大都市区有65%的医院“高度集中”,2016年上升为90%。啤酒行业也是如此。虽然精酿酒厂有所增加,但美国啤酒市场近90%的份额落在四大酿造厂商手里。


以上提到的并非个例。纽约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怀特(Lawrence White)在2002年的一项研究中得出结论,整体经济集中化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有所减少。而在2017年的又一次调查中,情况发生了改变。他以学者的谨慎口吻提出“缓慢且不断加深的总体集中化”。《经济学人》分析美国经济普查(U.S. Economic Census)数据发现了相似的趋势。在狗粮、电池制造商、航空及信用卡等893个受调查的行业中,2/3的行业自2007年后趋于集中化。考虑了行业规模权重后的结果显示,行业中排名前四的公司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997年的26%上升到2012年的32%。


显而易见,行业集中化现象有所增加。越来越多的研究提供的大部分证据说明,行业集中化使得竞争减少,影响了创新、改善就业和维持总体经济健康发展的能力。

 



是英雄,还是恶人?


虽然竞争总体上有所下降,但有时很难确定某行业内的消费者是否受到了集中化影响、在何种程度上受影响。占据顶点的公司,究竟是好是坏?


2017年,Facebook收购了在青少年中流行的手机应用To Be Honest(简称TBH),收购时这款匿名问答应用仅问世两个月,但已经吸引了超过500万用户,发出信息十亿条以上。自2010年以来,Facebook收购了60多个像TBH这样的行业新秀。


从好的角度看,卖给Facebook(或谷歌、苹果)能带来许多经济上的好处。大公司开出的优厚价格,为有创意的创业者提供了巨大的激励。在更广泛的层面,Facebook平台推广创新的能力,可以让先进技术得到迅速、广阔的增长,产品发展前景比留在初创公司更好。


可是从坏的一面来讲,Facebook不停地吞并有前途的新公司,扼杀了这些新公司参与竞争的潜力。假如没有被收购,TBH、Halli Labs、Orbitera、Instagram、WhatsApp、Oculus VR等公司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如今已然不得而知。换言之,假如有才能的创业者有信心与Facebook一较高下,他们会建立起怎样的公司?不得而知。


在某些行业可以清楚地看到,反竞争行为对集中化的影响比创新巨头更严重。例如啤酒,虽然精酿酒厂数量激增,但美国啤酒市场仍然由百威英博(Anheuser-Busch InBev,主要产品Beck’s、Budweiser、Corona、Michelob、Stella Artois)和米勒康胜(MillerCoors,主要产品Blue Moon、Coors、Miller、Molson)控制。近期的研究将啤酒涨价归因于啤酒行业集中化加剧。2008年,当时业内排行第二和第三的SABMiller和MolsonCoors在美国的业务合并,啤酒价格飙升——不仅这两家,竞争对手安海斯-布希(Anheuser-Busch)的产品也同样涨价。


据乔治敦大学经济学家内森·米勒(Nathan Miller)和德雷克塞尔大学经济学家马修·温伯格(Matthew Weinberg)估计,假如SABMiller和MolsonCoors不合并,啤酒价格至少低6%至8%。他们提出,竞争对手公司进行了价格协调。2015年,美国司法部援引公司文件反对百威英博的收购,称其定价策略“如同价格协调指南”。


那么,行业领导者扮演的角色究竟是英雄还是恶人?也许两者皆有。芝加哥大学的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说:“多数公司通过创新和权力手段,积极保护竞争优势来源。”公司在这种驱动下致力创新,没有问题。但若公司运用其市场势力影响政策和监管环境,打压竞争,这就有问题了。很可惜,目前证据足以证明美国经济的一大部分苦于缺乏竞争。

 



重塑反垄断框架


反垄断监管部门对并购的审查方式应该更新了。东北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库沃卡(John Kwoka)全面考察了对过去25年几千宗并购及合资企业案例的回顾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反垄断监管部门过于宽容,没有对某些类型的并购提出质疑,对已完成的并购限制也不够。库沃卡发现,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并购后价格平均提升4.3%。航空和医疗行业的价格提升幅度尤其大。他在2015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一部分并购导致市场份额降低、行业集中化,对其重视不足,近似于默许了更多的带有反竞争性质的并购。”


库沃卡的综合分析说明,反垄断监管机构应当更多地阻止并购,促进竞争。以无线电话行业为例。2011年,AT&T试图以39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陷入困境的竞争对手T-Mobile USA,此举将会把行业内主要竞争者从四个减少到三个。然而由于监管部门反对,AT&T在宣布收购五个月后放弃了这宗交易。这时一些人断言T-Mobile败局已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马克·罗戈夫斯基(Mark Rogowsky)在《福布斯》杂志上撰文描述:“一年之内,T-Mobile聘请了约翰·莱杰尔(John Legere)担任CEO。新任CEO完全抛弃了照常营业的方针,取消了以往的手机套餐合同,降低价格,提供更大的流量包,还经常嘲笑对手。”T-Mobile起死回生,2013年获得440万新用户。2017年,无线运营商之间竞争异常激烈,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称,手机服务价格降低成为遏制通货膨胀的一个因素。


反垄断监管部门还必须解决当今市场中违法的“掠夺性定价”的棘手问题。亚马逊涉嫌利用低于成本的定价向潜在竞争对手施压,最终实现收购。2009年,电子商务公司Quidsi(Diapers.com网站所有者)拒绝了亚马逊的收购提议,亚马逊随后将出售的婴儿尿布及其他婴儿用品价格降低了30%,开展“亚马逊妈妈”(Amazon Mom)活动,提供折扣和免费送货服务。Quidsi试图与沃尔玛联合,但最终接受了亚马逊的收购。2012年,亚马逊开始涨价,并大幅减少“亚马逊妈妈”的折扣。


随着经济发展,还会有更复杂的问题出现。新的数字行业巨头拥有前所未有的力量,足以碾压竞争者,监管方如何看待?公司收购邻近市场的其他公司,可能会减少“潜在竞争”,如谷歌收购YouTube、微软收购领英,监管方是否应当怀疑这类收购?大公司吞并了有可能成长发展的小公司,又应当如何看待?


本文作者:戴维·韦塞尔 来源:哈佛商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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